苏薇星老师是极其低调的，在北大英语系任教八年，除了曾就燕京学堂一事公开撰文质疑之外，她几乎从不在大众上露面。然而，一位熟悉她的老师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苏老师“是国内英国文学界最顶尖的老师，上课对学生的极深”。苏老师在北大开设的课程，有《英国文学史（二）》 《文学、自然与地方》《现代欧洲小说中的、危机与救赎》及《二十世纪美国诗歌》，都很受学生欢迎。听苏老师谈英国文学，仿佛重回大学课堂，有如沐春风之感。在她看来，今天的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现代化的种种问题，英国文学都有深入的反思和检讨，身处当下这个时代的国人，或许能从中得到一定的和警示。

　　苏薇星：“英国文学”这个概念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既然您来采访，不妨借此机会略作反思。英文中说的English literature，指的是一种以英语为核心语言、以诸岛为核心区域的文学传统。这个概念本身并不强调国家或民族，但是汉语表达方式“英国文学”就容易与国家——尤其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the nation state）——联系得过于紧密了。

　　举几个例子。当前的英国并非只有用英语写作的作家，也有作家用盖尔语或用威尔士语写作。莎士比亚的剧作并不总是使用英国的题材，弥尔顿的《失乐园》《复乐园》也不是民族史诗。这些作家都广泛使用了欧洲古典与现代的题材，以及、教的题材。另外，英语国家的大学里，英语文学专业学生常用的教材，也是北大英语系教材之一，是《诺顿英国文学选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这部文选二十世纪这卷包括生活在英国原殖民地如印度和南非的作家。诗人谢默斯•希尼就深深植根于英语文学传统，也时常质疑狭隘的民族主义。有一次他不满意自己的诗作被收入《当代英国诗选》（Contemporary British Poetry），就写了首诙谐的诗《一封》，诗里说：“我的护照是绿色的，/ 我们的酒杯从不举起，/ 以祝女王安康。”这里，他强调的是自己的身份。再比如说，苏格兰原来是一直的，十七世纪初才与英格兰统一，去年还就是否留在英国举行了。

　　举这些例子，我想说的是，主要产生于诸岛的英语文学这一卓越传统，是个复杂的现象，富有矛盾和张力，不宜简单看作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我们所说的“英国文学”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传统或整体，得益于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与用英语写作的前辈的交流和对前辈的传承。

　　我相信，在最深的意义上，作家并不为某一国家写作，而是为他栖居的语言这个家园写作；也不为某个民族写作，而是为所有人的心灵来写作。接下来的交流中，我想，我还是会用“英国文学”这个概念，它没有什么大问题，眼下也没有其他更合适的选项。但我希望的是，英国文学主要不是意义上的，而是文化意义上的，更多的指向一个文化共同体。

　　澎湃新闻：就文化共同体这个角度而言，英国文学有哪些方面值得国人关注？我们知道，英国是欧洲也是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开始最早的国家，取得了很多成就，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像污染、城乡对立等。您可以谈谈英国文学是怎样反映这些问题的吗？

　　苏薇星：英国从工业到维多利亚时代，特别是十九世纪中后期，现代化过程的和问题都很显著。我倾向于用“过程”或“历程”这样的词，如果用“进程”，那多半意味着进步，但是现代化究竟多大程度上算是进步，这是值得商榷的。

　　维多利亚时代之前，十八世纪末和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家，如哥德史密斯、华兹华斯、约翰•克莱尔等作家已经反思了圈地运动、城市化对人的生活、尤其是内心生活所造成的损害。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极盛时期，有些英国人认为英国已经到达人类文明的巅峰。但是文学家和艺术家好像承载着比旁人更多、更深的忧思，往往注意到的是问题而不是成就。在思想家卡莱尔的笔下，繁荣社会实际上是一片荒原，的人在其中流浪。但是卡莱尔也觉得，这可以是接受、战胜的沙漠在现代的体现，人的依然是可能的。

　　狄更斯有一部小说题献给卡莱尔，就是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Hard Times，传统译法是“时世”，更准确的译法其实应该是“坚硬时代”。这部小说非常集中地反映了城市化、工业化、教育功利化、工具膨胀这一系列现代化趋势所产生的后果，比如，人与人的疏离，人与大地的疏离，人与的。于是，就变得日益坚硬化或者说沙漠化了。

　　这些问题，除了狄更斯，在乔治•艾略特等小说家笔下，也得到了十分细致的描述和分析，也在思想家纽曼、穆勒、阿诺德、罗斯金的作品中得到了深入探讨。有些女诗人，如克里丝蒂娜•罗塞蒂、伊丽莎白•勃朗宁，对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身份、处境和志业，特别是女性如何实现、发挥自身潜在的创造性，都做了深刻思考。

　　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对现代化历程的思考并没有随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结束而终结。这种思考，在某些二十世纪作家，如诗人和评论家 T.S.艾略特、剧作家和小说家贝克特的作品当中都有反映。艾略特的长诗《荒原》、贝克特的剧作《残局》在某种意义上预示了现代化历程可能带来的最凄凉的后果：人类对文明、对大地的，最终导致人类的。

　　苏薇星：的确如此。最近正好在教英国文学史，我很快就会和学生们读到雪莱一篇著名的评论文章《为诗》。这篇文章是接近两个世纪之前写的，不仅仅是形而上的、对诗的存在的，诗人其实也非常关注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甚至世界的状态，我可以引用其中一段文字：

　　“我们缺少生命的诗篇，我们的盘算超出了我们的思想，我们吃得太多，消化不了。一门门的知识使我们拓展对外部世界的掌控，但是由于缺乏诗性创造力，对上述知识的追求却使我们的内心世界相应萎缩。人类了大自然，可自己仍是个奴隶。诗与所体现的至上主义，是这个世界的神明与。”

　　浪漫主义诗歌的确富有现实关怀和思考，当然，也有形而上的思考，对人的灵魂的深入探究。毫不夸张地说，几位浪漫主义大诗人，从威廉•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到雪莱、拜伦，都在他们大部分诗作中以不同方式做着思考。浪漫主义最核心的思考可以说是围绕法国大的理想而进行的，具体来说，是针对法国大一直到滑铁卢战役的一系列事件。这些思考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刚才说的那几十年，也包括日后欧洲乃至世界各地的社会变革。

　　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这两位比拜伦、雪莱、济慈早一代的浪漫主义诗人，法国大开始时，还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人，对法国大的彻底改变世界、让人类从此免受的理想怀有。但是大后来出现的一系列和的事件，又让他们费解和失望，认识到人类不应依赖外在的社会体制的变革。这些诗人逐渐意识到，真正的应当发生于人的内心，通过同情心与想象力这两种力量让灵魂得到新生。

　　苏薇星：“雾霾”这个问题，国人的确非常关心。英国文学对这个问题的反思和检讨是的。咱们不妨暂时区别对待“雾”和“霾”，把“雾”界定为自然现象，把“霾”界定为人为现象。而且，我想先简单谈谈文学和地理、气侯的关系。

　　法国作家斯塔尔夫人是十九世纪初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她向法国文学界热情推介了和英国的浪漫气质的文学。她提到与和煦温暖的南方、也就是地中海沿岸相比，北方也就是英国、的严峻的气侯、多云的天空，让人的灵魂更丰富，也更善感，让人滋生强烈的向往。任何一个曾在诸岛居住或旅行的人都会注意到，这真的是个不折不扣的云霞雾霭之国。这种气候其实促成了一些杰出的诗人和艺术家。在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雪莱等诗人笔下，至高的性经验常与朝阳、晚霞、彩虹、云天、以及山间的薄雾和雾里的月光相关。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伴随着工业化的兴起，不仅是伦敦，英国其他一些城市都沦为“雾都”——或者说“霾都”，这就引起了英国作家的担忧。维多利亚时代评论家约翰•罗斯金晚年曾详细描述过英国多地的霾，他断言说，不管是远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荷马、维吉尔，还是近在十九世纪的华兹华斯、拜伦，谁都没有见过这么的景象。如果英国的天气一向如他晚年所见，那么像他的《现代画家》这样的杰作根本不可能诞生，因为他的灵魂依赖于岛国的天光水色来。其他艺术家又何尝不是这样呢？霾对健康的危害每个人都知道，也都很关心，而罗斯金却想提醒大家，在更深的层次上，霾对人的心灵的可能更值得大家关注。常态化的阴霾，会不会让艺术家沦为濒危？

　　康拉德发表于1899年的《》是一部很有名的小说，拉开小说帷幕的，从某个角度来看，不妨说就是关于伦敦雾霾的沉思。小说开头，几位水手在泰晤士河口等待启程远航。从河口远眺海面，夕照下的远方明净安祥，但是位于河口的伦敦、这座当时世界之都的上空却黑云、阴霾不散。而此时一位叙述者却在为几个世纪以来向播文明的英国而感到自豪。这幅景象的反讽意义既含蓄又有力，仿佛在向自豪的英国人发问，伦敦这个文明之都带给世界各地的究竟是还是，文明还是，理想还是。

　　小说序幕中好几次用“沉郁的阴霾”来指伦敦上空。几年前教《》的时候，我觉得还需要提醒一下学生，也时而出现沉郁的阴霾。这些年随着雾霾的常态化，已经无需再提醒了，但是小说序幕中对伦敦的描写、对帝国的沉思，还有标题“”本身，我觉得对当今中国来说，尤其耐人寻味。如果我们按照日常习惯，把雾霾看作外在，这就过于简单了，其实是一种自欺。《》这样的文学作品我们认识到，外在的雾霾又何尝不是我们内心的雾霾的写照。也许这片雾霾可以得到，但首先得承认它的存在。

　　苏薇星：中国在现代化历程中产生的后果和遇到的问题，与英国是颇为相似的。前面列举的某些作品探讨了工业化造成的污染，英国文学还对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尤其是唯科学论、技术至上论提出质疑和，这些我觉得都可以起到警示和教育的作用。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我想强调一点，英国作家对现代化的质疑和，并不意味着否定整个现代化的历程。现代化的历程其实也是一个深刻的发现的过程。像布莱克、华兹华斯、雪莱这些诗人，一方面悲叹于工业化带来的机械、、为体制所鼓励的，另一方面，又洞识了人的灵魂的无限性、同情心和想象力的无限性。这很有一点悖论色彩，对阅读英国文学的中国读者是有很大的，我们每个人内心大概也有丰富的潜能。

　　除了浪漫主义作家之外，现代主义作家如康拉德、乔伊斯、伍尔夫等人的作品，都对人性的复杂、神秘、虚妄做了很深入的探索。这些未必能给中国读者带来什么实际用处，但是任何一位读者想要深入认识，阅读这些作品都会有。

　　约翰•克莱尔也是浪漫主义时期的一位作家，十九世纪上半叶，他的作品一度比同代人济慈的作品还要受欢迎。这是特别眷恋故乡的一位诗人。关于圈地运动对故乡面貌和生活的改变，自己离开故园后的感受等等，他写了很多诗作，比如《高地》、《为告别我出生的农舍而作》。他所说的家乡，和一般理解的可能不一样。在他的诗歌里面，我们可以体会到，家园不仅让人栖身其中，还让人与大地乃至建立某种联系，感觉到一种、广大的秩序，与前人保持上的联系。

　　有些诗歌的预见性是很惊人的。大约一个世纪前，叶芝写了一首很有名的诗，叫《第二次》，乍一看，是指再度，其实不然。叶芝预见到教文明的终结，和即将来临的和的时代。叶芝这里还有别处的一些文字，恐怕不仅是指他当时身处的一战后的世界，也预言了二战以及此后的世界。

　　叶芝正是在二战前夕去世的，奥登写了一首悼念叶芝的名诗，其中一句很有争议：“诗歌无法让任何事情发生。”这句诗看似偏激，其实对实用主义思维盛行的国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奥登觉得，历史很大程度上由人性之恶造就，然而他也相信，善是的，善超越于历史而存在。

　　我们当然不一定同意这些作家、诗人在作品中发表的观点，但的确可以借此进一步思考，避免对历史的简单思维，比如盲目乐观。我觉得，英国文学和其他文学一样，给了我们一个与古人对话的机会，这是特别珍贵的。在古人引领下，我们可以追溯生命、创造力和文明的源泉，从中汲取新生的力量。

　　苏薇星：北大英语系注重阅读文学原典，不是概览或综论式的文学史。据我所知，中国高校尤其是以前，文学课程偏重于文学史的介绍，对文学作品本身重视不够。我们系尤其注重经典的阅读。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什么是经典》一文中给了经典一系列描述，有一条是，一部经典作品要说的话永远说不完。另外，我们注意加强学生的英文写作，鼓励学生关注自己真诚的读书感受和个得。

　　我们尽可能开设高质量的文学课程。英国文学方面的本科课程，除了为期一年、以读原典为主的文学史课之外，还有英诗选读、莎士比亚与马洛戏剧选读、十八世纪文学、十九世纪小说等课程。研究生课程包括乔叟、弥尔顿、浪漫主义诗歌、浪漫主义小说、维多利亚诗歌、维多利亚思想家、现当代文学等。

　　在我个人看来，北大英语系并不期待也不希望把所有英语专业学生都培养成文学学者或者作家。根据我在系里这些年所看到的，有相当一部分同学阅读文学作品之后受到一种，愿意把文学当做志业，有不少同学正在英美学府的文学系深造，也有几位同学爱上戏剧，目前正在美国学习表演艺术，这些都让我和同事们十分欣慰。但我们一个最基本的目标，还是让学生通过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发现人的内在生命的深邃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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