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非洲访问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埃塞俄比亚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在机场欢迎式上直接用英语对话，没有用翻译。李克强英语说得好，早已不是秘密，据说他在家中常和夫人程虹用英语交谈。

　　其实，很多都是外语达人，在不少场合都曾用过外语。

　　与美国人会面，喜欢“秀”英文

　　很多人认为晚年才开始学英语，其实，很早就接触英语了。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在《传》中提到，1910年离开韶山老家，进入 湘乡县城新式学堂东山小学堂读书，那里有一位留学[微博]回来的老师，教英语和音乐。所以，最早是在17岁那年开始学习英语的。

　　从17岁开始接触英语一直到晚年，的英语水平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呢？曾说过：“毛所知道的英语单词比我多得多呢。”这么说，倒不完全是恭维和客套。

　　与美国人会面的时候喜欢“秀”一把英语。1970年12月18日凌晨，身着睡衣，膝盖上盖着一条毛毯，在住处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 诺海阔天空的谈话持续了整整5个小时。在谈话中，使用了20个英文单词。还提到了全面内战用英语说是“all－round civilwar”。有人评价这个词用得很地道，显示了的英语词汇功底。

　　在与谈话半年之后，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派遣基辛格秘密访华，开始了中美建交和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1973年2月17日晚上11点半，会见基辛格。在谈话中，说：“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认识几个英文单词；但不懂文法。”基辛 格说：“发明了一个英文词。”对此爽快地承认：“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Paper Tiger。”基辛格马上对号入座：“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随后大笑。

　　1975年10月21日晚，再度与基辛格会晤。在这次会谈中，基辛格说“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敌人”，用英语回答“Yes”，并写在纸上。基 辛格马上说，“我看学习英文大有进步”，并请求把这个字条送给他，爽快地答应了。这张小小的纸条可能是流传于世的唯一英文手迹。

　　有人问过到底为什么要学习英语，他说道，第一个原因是有兴趣；其次是想换换脑筋；第三个原因是马克思。曾说：“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

　　俄语翻译漏掉了一句，马上笑着说，“还差一句呢”

　　谈到的外语，礼宾司前司长鲁培新讲了一个故事。一次，在外国驻华大使国庆招待会上，即席发表祝酒词。俄语翻译在翻译时漏掉了一句，马上笑着说，“还差一句呢”，翻译立即给补上了。

　　能说很多国家的语言，英语和法语很好。因为曾经在俄罗斯养过伤，所以俄语也会说一些。

　　1921年底曾专门跑到英国，打算报考英国的学校，可见，当时他对自己的英语水平相当自信。阅读英文的习惯也一直保持到解放以后。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在陕北第一次见到已经是主要领导人的。在《西行漫记》第二篇“去红都的道”中这样记述了他与的会面：

　　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清瘦的青年军官，他长着一脸黑色大胡子。他前来，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我打招呼：“哈罗，你想找什么人吗？”他是用英语讲的！我 马上知道他就是。我一边和谈话，一边颇感兴趣地观察他，因为在中国，像其他许多红军一样，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魅力和自信的奇怪混合产物。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他对我说他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

　　的英语听力和性在1972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特使亚历山大黑格将军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时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黑格在会谈中提到前苏联 的时候说：“The U.S.government is concerned about the viability ofChina”，章含之翻译为“美国关心中国的能力”。章含之注意到翻译过去后，没说话，但显然皱了下眉头。

　　黑格走了以后，立即要求章含之找来各种版本的韦伯斯特、大辞典查“viability”这个词的意思。查了之后确实是“能力”的意思， 再次会见黑格时，就当面指出黑格上次用词不当，用这个词中国不接受，因为中国不需要别人关心自己的“能力”。

　　尽管发生了“viability”的小插曲，尼克松还是顺利访华并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在公报签字后尼克松举行了答谢宴会，最后特别赞扬中方的翻译，并且拿出美国人的幽默感对章含之说她很出色，“翻译我全听到了，一个字也没错”。

　　除了、外，很多老一辈家也很精通外语。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多年，法语说得溜得很。曾在学军事，还与教官讨论过游击战问题，他的德语讲得相当流畅。

　　与外国私下交谈，不少领导人用外语

　　一直主张领导人要学外语的，在私下交谈中，跟普京用俄语、跟布什用英语、跟小泉用日语，此外，他还懂罗马尼亚语、法语等，英语水平更是不在话下。

　　2000年，访美期间，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等组织联合举行的午餐会上用英语发表；在2001年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上，曾用英语主持会议；2002年4月，在出席经济亚太委员会宴会时，他曾用德语发表讲话。

　　据报道，有一次，与上海大学生对话，有学生谈到美国《宣言》，说：“我可以用英语把《宣言》都背出来。”

　　工作人员为订了《邮报》等几份英文。他提出还想看一份俄文，于是工作人员又补订了《真理报》。

　　2011年，《领导干部外事用语丛书》首发，还为该书作序《领导干部一定要努力学习外语》。

　　有些英语好的领导人，还会当场“抢白”翻译。2012年3月4日，在十一届全国五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李肇星频语，还多次指出现场翻译人员的口误。当英国记者提出关于中费的问题时，李肇星笑着回答：“你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使我有机会说好多话。”当时，翻译人员使用了“which is on mymind(我想说的是)”，李肇星马上纠正是“which is quitea lot(我要说的很多)”。

　　在回答关于回归15周年的问题时，翻译漏掉了“1997年7月1日零点零分”中的“1日”，李肇星再次打断翻译，用中文两次强调“1号，1号”。

　　用外语中国文化和中国

　　2011年4月，《朱基答记者问》一书英文版首发式上，播放了一段朱基的英语电视讲话。

　　《中国时报》描述称，“卸下总理一职已达8年的朱基，透过影片在伦敦《朱基答记者问》英文版首发会上露脸，并以一口流利的英语语惊四座。”《》也对朱基的英文水平大加赞赏：“当时已经83岁高龄的朱基在中矍铄，英语发音清晰，语速平稳。”

　　同年，在母校大学参加校友时，朱基还谈到学英文的方法，“刚开始讲英语不能追求快，要讲得清楚”。

　　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去过朱基家，他曾讲过一个细节：“有一次谈话中，说到高兴处，朱基了一段美国前总统林肯在葛底斯堡国家公墓揭幕式上发表的那篇著名，他的英语非常好，背得非常流利，让我非常钦佩。”

　　朱基在读书时的同班同学郭道晖曾回忆说，上世纪50年代，朱基被下放劳动以后，当过英语教师。“他是一个有心人，在教学中进一步熟谙了英语。”

　　英语也很好。很多人还记得，在2008年奥运会申办陈述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用英语做陈述发言，让人为之一振。

　　这篇陈述报告，全文只有700多字，陈述只用了3分钟，既有力量，又有感情，而且明白晓畅。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解释说，为了力求口语化，陈述报告是他自己直接用英文起草的。

　　2002年，曾去西南科技大学考察，在英语系，他用流利的英语给数百名学生：“我们的中文非常非常漂亮，英文同样也非常漂亮。在这个的世界体系，学好英语，就可以与世界沟通。”

　　他还用外语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们拉家常，与外籍老师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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