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语大学教务处处长金利民，曾在剑桥大学读博，归国后一直在母校的英语专业担任教职。摄影_刘浚）

　　（今年70岁的文洪炳，1963年考入西南师范学院英语专业，后成为英语特级教师，现已退休。摄影_王远凌）

　　原标题：进击的英语

　　英语在中国的普及，了中国人的一扇窗口，外来文化冲击着中国人固有的观念，加速了中国人走出国门的步伐。因为英语，有人获得了谋生的工具，有人得到了思想的，有人看到了世界的另一面。人们的命运因为英语而被改变，而与此同时，英语也成为中国人从小到大都绕不开的爱与恨。

　　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或是英语教育正式进入中国的标志。此后一百年多年，“英语”在中国的命运起起伏伏。

　　1902年清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全国的中小学堂外语课以英语为主。

　　1922年，颁布了“壬戌学制”。新学制参考了美国的学制系统，曾改学年制为学分制，英语学分在初、高中均居首位，与国文并列或超过国文。

　　或因国家层面上的重视，这一时期大师级的人物批量产生，如许国璋、王佐良、周珏良和李赋宁，他们均生于20世纪初，常稀少的、真正能当得起“外国通”称号的英语学者。

　　1949这一年，不但是中国人，也是客居中国的“英语”命运发生巨变的开始。这个国家未来的掌舵人在这年8月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这是一篇与美国上对抗、经济上脱钩、文化上疏离的檄文。

　　中苏迎来了蜜月期，俄语力压英语，后者逐渐从课堂上消失，至1954年，从中学到大学，俄语几乎成为唯一的外国语。1949年时，全国尚有50余所高校设立了英语系科，但经过1952年至1953年的两次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之后，全国高校只剩下9个英语教学点。

　　中苏交恶后，奄奄一息的英语迎来了短暂的喘息，但随后的“”，它又似乎从这片上彻底消失。

　　英语作为一个语言工具，或者一种文化载体，真正融入中国社会的时期，应该是“”结束后的这30多年。

　　时期盛产过英语精英，但只有到了最近的30多年，英语才被深深植入社会价值评估体系，国家层面上对英语教育的任何一点微调，都会牵一发而动。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英语2017年将退出统一高考”的传闻不断，引发举国热议。

　　Long Live Chairman Mao

　　今年70岁的文洪炳，1963年考入西南师范学院（现为西南大学）英语专业。他在“”时期的个人命运，与英语在这一时期的际遇是同构的。

　　当他在四川江津县（现为江津区）读中学时，中苏的关系正在恶化，俄语逐渐失去了中国外语教学的地位，英语开始回归。

　　1960年，上海编写出版了一套全新的英语教材，设计了听、说领先法，中国开始学英语重词汇语法技巧之。1961年，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方案》(草案)，方案主张课本应包含有关英语国家的风俗，包含更多的寓言、简短故事、及原版作品的选段。1962年，英语进入高考科目，《全日制中学英语》课本得以在当年出版。

　　老师不错，自己也有兴趣，在所有的科目中，文洪炳的英语成绩最好。当然，课本中也有时代的特殊印记。

　　“记得高中时的英文课有《半夜鸡叫》，周扒皮的故事。”他回忆说。

　　1964年，教育部将英语列为第一外语，并要求增加英语学习人数。“”前夕的1966年3月，全国开设英语专业的高校已回升到了74所。高校英语教师的人数也从1957年的1015人增加到1965年的4621人。

　　西南师范学院位于重庆北碚，“英语”这个即将被的“”，在缙云山南麓得到了短暂的休养生息。

　　当时的课本是许国璋主编的英语教材，另外还有英美文学赏析等。西南师院的英语老师基本都是“海归”。

　　1966年下半年，全国高校基本停课。

　　“学生们开始写，武斗也开始了。英语专业课？拜拜。”文洪炳回忆说。

　　那些学识渊博的教授们被戴上了高帽子，拉到台上接受，教学出色的老师成了“学术权威”，“累累”主义，言论等。

　　英语专业的学生也分为好几派，同学们之间的辩论非常激烈，甚至用英语对骂。

　　昔日情同手足的同学操起了钢钎、。“战场就在学校办公楼和食堂之间，一会就了，不断有人被拖走。”

　　“再不走就会受伤甚至死掉！”十几分钟，文洪炳选择了放弃战斗，徒步回老家避祸。

　　1968年，他与其他30几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被分配到了川东的铜梁县。

　　“想到学校教书还不行呐。必须接受工农兵的，我们这些大学生，就是俗称的臭老九，是当时社会的最底层。”文洪炳告诉《南都周刊》。

　　在农场接受了一年多的“”后，他才被分到铜梁最偏远的双河小学。他想教英语，但校长说不开英语课，“你去教吧。”

　　“我可以考虑一下”。

　　这把校长激怒了。“现在的大学生，臭老九，不像话，叫你教，还说可以考虑。什么态度！”

　　校长还把他这个“恶劣的态度”给了的武装部长。

　　英语自然是教不成了。后来他成了全能教师，教过“工基”（工业基础知识）和“农基”，甚至还有样板戏。“其实我是门外汉。”文洪炳老师苦笑。

　　调到平滩小学后，他终于教了一个学期的英语。

　　没有课本教什么呢，只能教口号。

　　“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Learns from Daqing，Learns from Dazhai”，“Learns from comrade Leifeng”，向学习，向大寨学习，向雷锋同志学习。

　　那是1971年。这所小学的孩子们，在毛的口号中完成了他们的英语启蒙。

　　1973年，文洪炳已经调入了县城的铜梁中学，但当时英语在中学教育中基本没有地位。课本的内容也比他1960年代早期读高中时“化”了许多，其中有一本第一课就是“How Marx learned foreign languages”，马克思怎么学外语，那时候也没什么教辅资料。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英语学界的事情。

　　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中学15岁学生张玉勤在期末考试英语考卷的背面写道：“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也当人，接好班，埋葬帝修反。”

　　班主任告诉了校长，校长了张玉勤，要求各班对此事讨论。几天后，张玉勤跳进了水库，身亡。

　　得知此事后责令调查。后来班主任和校长均被，张玉勤被追认为“小将”、“优秀共青团员”。

　　英语的地位因此变得更加卑贱甚至。它不但是“美帝国主义的语言”，还逼死了“小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