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印本《日本之》，著者周作人，日本东京国际文化振兴会1941年初版。此书罕见，多年求之不得，承老友王珅惠赠，一偿宿愿。止庵于《藏周著日译本记》(收入《买历：三十九位爱书人的集体回忆》一书)内将此书介绍得非常完备了，我只有两小点补充。一，版框为单栏(单边)。二，版权页是一块小纸，像贴藏书票似的另贴在封三的下面。止庵存本没有这张小纸，也许是出版者漏贴了。韦力新著《房行走》里面有一篇是写我的“老虎尾巴”，俞晓群社长问我：“老谢，给你的 老虎尾巴 做个抽印本如何？”如今真的在做了，除了韦力拍摄的照片外我又提供十来张照片，美其名曰“老虎尾巴变迁史”。抽印本，大可一玩，我觉得比笔记本好玩。

　　梁绍壬著《两般秋雨盦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8月第一版。此书我已有“一折八扣”版，上下两册，三十年前买的。当年并不知道“一折八扣”书不上档次，只是看着封面画好看，还是旧书旧色的模样。董桥非常喜欢此书，曾云：“那年暑假临尾一个星期我用心重读整部《两般秋雨》，满心欢愉，从此逛书店看到不同的新版旧版都买，寝室简直快成百般秋雨盦了。”董桥这个话等于是解释了“两般”的用意。我们习惯了“”“纵有千般不是”“一般而言”等等，忽然冒出了个“两般秋雨”，一时诧异这种用法。董桥最近又夸此书：“笔记写成文学，小品写成笔记，文采最是关键。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光是书名就文学得不得了。”董桥把《两般秋雨》说成版本众多的畅销书，我不了解港台那边的行情，但是在咱这边好像凑不齐“百般秋雨”罢。上古版《两般秋雨》“点校说明”里的这些话反倒说明我以前的“一折八扣”版别有价值：“因《》篇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整理时即删去……卷八中的《妒律》篇，反映封建地主阶级女性的思想，亦一并删去。”上古版所删于“一折八扣”版却完好无损地保留着呢，出版者大可不必多虑读者的免疫力。

　　魏绍昌著《我看蝴蝶鸳鸯派》，台北商务印书馆1992年初版二印。这书有三个版本，最早的是1990年中华书局版，台版居次，最晚的是2015年上海书店版。我最早入手的是版，很喜欢魏绍昌随笔札记式的写法，没有学院派的腔调，而且插图书影也丰富。版“补充了一些港版未及收入的文字与图片”当然也是应该买的。魏绍昌将蝴蝶鸳鸯派作家划分为“五虎将”及“十八罗汉”恰如其分，比之时拼硬凑的“某某点将录”高明多了。书中这个章节《装帧与插图》，能看出魏绍昌个人趣味来，我也是因为这个趣味而大肆搜集鸳蝴派书刊，终极目标是世界书局插图版《春明外史》。

　　邓中和著《编辑与装帧》，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初版。这书乃“书林守望丛书”第二辑之一，定价40元，我是连邮费四折买来的。这套丛书的作者多为新闻出版界中人，其中有两位作者与我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第一辑内《为书籍的一生》作者潘国彦是我表哥，去世后这本书才出版，我曾写有《新闻战线的一名老兵》来悼念表哥。第二辑里《编辑之歌：怀念远去的英才》作者方厚枢，是我家三十几年的邻居，我从小称呼他“方先生”。前几天我再次向父亲一件事“方厚枢是不是您推荐之后才调来的？”父亲大声地喊(耳背的人说话声都大)：“当然是我了！1951年 中图公司 有个内部小刊物，油印的，我是主编，方厚枢经常，挑错字，提，字迹很工整，我向上推荐就调他来了。方家来就分在按院胡同60号，咱家住西屋，方家是南屋。”邓中和这本书，我是冲着“装帧”两字来的，作者讲了很多书籍装帧，讲得都对，可是实践出来的作品不敢恭维，我很想提醒作者一声他的理论与实践哪里脱节了。

　　邵绡红著《乐爸爸所乐》，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2月出版。作者是邵洵美(1906—1968)的女儿，十几年前曾打电话给我，此后一直保持着联系。老人会用电脑会发邮件，承老人家看得起，其实我哪里有资格给邵洵美写序，这不是佛头着粪么。这次她又寄来了新书，我忽然有点儿，从来不回送老人家。说句不中听的话，“礼尚往来”对我无效。前几天有位作家来电话要送我一套书，我很不近人情地说，喜欢的书我会自己去买，这套书你还是送给更需要的人吧。我自认为对《论语》知道得挺多了，但是仍旧在《乐爸爸所乐》里找到一条好玩的资料：“这期《论语》(121期)印好，已经装订，正待发行，突然接到新闻审查部门的通知：孙敷的《中华官国》一文禁刊。洵美考虑再三，连忙命书店把全部送到自己家里。发动全家人配合厂里来的师傅一起动手，撕去那几页，然后再运回去发行。”看到这，我马上找出自存的第121期《论语》，这几页确实撕掉了，而且在目录页孙敷文上盖了蓝色的“删去”两字。121期是1947年1月出版的，此时邵绡红十六岁，假如我的这本是她撕的，那就太有意思了。我有两套《论语》，另一本121期没在手边，如果漏掉没撕那就更有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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