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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在大学讲授学16年 什么内容如此受追捧?
  •   “当死亡真的到来时,上那套逻辑是行不通的。”胡宜安回忆说,那时候他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错了,上课的时候说错了”。或者说,课堂上的认知,于己都还远远不够。

      最终逃过一劫的胡宜安出院回家后,立刻翻出自己编撰的学教程,动手修改他的论证逻辑,“死亡恐惧”、“濒死体验”等内容陆续由薄变厚。

      而当他拄着拐杖回到校园时,整个人反倒变得。“我比你们老,看起来比你们更接近死亡。”面对着教室内的100多号学生,胡宜安接着说,“可是,死亡的偶然性决定,我们跟死亡的距离是一样的。”

      这是广州大学一堂主题为“”的课程。年过半百的胡宜安是这所大学的一名普通老师,教课16年,他编著的教程也是国内唯一一本学教材。

      “课”出现界的许多地方。在上海的复旦大学,在北大,在中文大学,以及美国的耶鲁大学,不同背景、不同肤色、不同性格的老师站在学生面前,以各自的方式,讲述着“生与死的定义”。

      “在当下中国,能够公开讨论的地方太少了,以至于很多人活着的时候只知生,没有任何关于死的认识,当死亡来临时,猝不及防,其状态恐怖至极。”广州大学讲授“课”的胡宜安副教授说,“因此,适当地了解死亡不仅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生,而且有助于我们从容地面对死。”

      胡宜安是广州大学与教育学院的副教授,他讲授的《学》课程已经开课整整16年。作为国内第一个在大学课堂里设此课程的老师,他编著的教程也是国内唯一一本学教材。

      胡宜安的“学”网络课程MOCC(慕课)在广州大学城中的高校进行互选已将近一年时间,这让他的学生“容量”早早打破150人的上限。

      国外有相当密度的和临终医院,国内甚至在医院也是避谈。胡宜安说,“这太不正常了!我们的教育关于死的探讨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在我们的知识领域起码应该留下一块小小的地盘以存放死亡。”

      于是,2000年胡宜安在广州大学全校开设《学》的公共选修课。上课的时候,他谈的都是萧伯纳、纪伯伦,“生使一切人站在一条水平线上,死使卓越的人露出头角来(萧伯纳语)。”

      接受深读采访之前,胡宜安正在为新学期的开课做最后的冲刺,“社会时易世变,知识也要与时俱进。”

      胡宜安课上的学生是一年比一年年轻,他却一年比一年老迈。最开始时多是80后,现在清一色的90后,“关于,体验的内容与体验的方式与之前大不相同,但其生与死作为问题是相同的。”

      “死亡和老人的距离并不比和婴儿的距离更近,生命也是如此(纪伯伦语)。”胡宜安脑子里的格言信手拈来。面对即将开始的新学期,他有时也会自感吊诡,“大家怎么这么想不开呀?小小年纪,一开学就都跑来学习死亡,这是不是有点观念?!”

      1992年胡父去世,由于在异地工作,其未能送上最后一程;2007年重大车祸,胡宜安右肩锁骨韧带断裂,锁骨一端已,“和死神还是打过照面的。”

      近年胡宜安又颇受结石困扰,因为生病,他常常需要一个人静养。在那时候,他读到了尼采的话,“如果一个人界找到一个活下去的理由,他就能够面对任何的困难。”一旦刷到跟死亡相关的新闻,他都会停下来想一想,人为什么要生下来、活下去,为什么不能放弃。

      在胡宜安的课上,会有相当时间按照其编著的《现代学导论》教材系统开讲,理论加实例的做法主要是分享先人智慧和自己的人生经历。

      “但对一个人影响最大的还是自身的人生经验,所以课上我们也会分享彼此生命中沉重的人生体验。”在胡宜安的课堂上,经常会有学生自己站起来讲述,生活中曾经的死亡——哥哥、同学跳楼、亲人辞世。胡宜安说,,没有答案。他也不会告诉学生一个答案,告诉该如何承受死亡,但通过看到不一样的生活,会让每一个在场的彼此多一些对生命的理解。

      此外,胡宜安在统共36节的课里,尽可能地让学生多一些生命教育实践与体验。方式包括写遗嘱、墓志铭,在课堂拥抱、去临终关怀医院做义工。

      胡宜安曾经试图效仿做法,带学生去殡仪馆进行课堂教育,让学生有机会躺在棺材内10分钟,但没有成行,“这门课只是一门选修课,来自不同专业的同学,很难找到统一的时间,得到的支持也相当有限。”

      “有朝一日,这门课会成为必修课。”胡宜安很有信心,“我唯一要求学生的就是‘’,对生命的。”

      而为了弥补当下课堂教育理论上的疲态,胡宜安也正努力邀请不同背景的社会人员,讲述自己视角下的死亡。包括接生、殡葬从业人员、医生及与生命相关人士等等。

      “教育必须扎扎实实地做,全方位地做才是真正有效的。眼下广州大学开设学还只是对个体有效,我们还得着眼于社会整体,为更大人群提供相关的教育咨询服务,这是一种常态存在的东西。”胡宜安说。

      胡宜安:与话题结缘始于个人经历吧。一是自己父亲的死、一是个人亲历车祸。1992年父亲去世,自己由于在异地工作,未能伺候亲侧,父亲是睁着眼往生的。当此之时,内心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永远失去。

      2007年的车祸则告诉我一个简单道理:我们要意识到生命可贵,却不能让每个人都经过灾难之后才能有所悟。

      深读:开设课程的契机是什么?课程从不被接受到广受欢迎,有多长时间,在哪些方面能感觉到这种变化?

      胡宜安:契机之一是受江西师范大学郑晓江教授。1997年结识郑晓江教授,他是教育的开拓者,他对我说可以开一门系统的学课,且鼓励我撰写一部学著作。

      契机之二就是广州大学1999年启动教学,开始在全校开设通识教育选修课。2000年便在全校开设《学》选修课,2009年建设《学》精品通识课程,2015年建成《学》MOOC课程,已在广州大学城十所高校通选。

      本门课程最初开设时选课学生人数大概也就几十人,到了2009年之后,便出现了有学生选了两年甚至三年才选上,甚至有同学根本就选不上的井喷景象。

      深读:会请一些社会上不同背景的人来课堂,给学生讲一些实例吗?您认为怎么的教育才是最有效的?

      胡宜安:当然会,包括接生、殡葬从业人员,医生及与生命相关的人士都可请到课堂上。教育必须扎扎实实地做,全方位地做才是真正有效的。

      眼下广州大学开设学是有效的,但只是体验对个体有效。我们还得着眼眼于社会整体,为学生提供相关的教育咨询服务,这是一种常态存在的东西。

      胡宜安:问题是极个体亲历性的问题,任何其他人无法替代。生与死的选择,起作用的还是健康健全的生命意识,一个人真正意识到生命的本体意义,那么他是不会轻易碰触这一本体存在的。

      当个体面临抉择时,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其实并不难,那就是遵循一个:你可以找出千万条去死的理由,但生的理由你只要找出一条就行了!

      胡宜安:课程结构包括:的定义与本质,个体(疾病、灾难与衰老等),死亡心理(死亡恐惧、畏死体验、涉死体验及临终心理),社会(战争、贫穷、死刑与堕胎等),死亡优化(安乐死、临终关怀,脑死亡)等等。

      与国外类似课程相同之处有二:其一、生命;其二、死亡。不同之处在于:国外直接称死亡教育,我们则兼顾中国文化传统因素,称之为“学”,结合来谈,通过谈死来强化生,落脚点在生。

      不足之处就是大体处于课堂教育阶段,无法向校外,向社会充分展开,社会各方面的教育资源的开发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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