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十月十六日，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向五十五人颁发了听课证书，的名字出现在三十二名“得半年之证书者”名单上

　　今年10月14日，是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一百周年的日子，也是北京大学开展新闻教育一百周年的日子。1917年，北大教授徐宝璜率先开设新闻学课程；1918年中国第一个新闻研究团体——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1919年，徐宝璜出版中国第一本新闻理论著作《新闻学》；同年，中国第一份新闻学期刊《新闻周刊》创立。这么多中国新闻教育发展史上的“第一”都和北大有关，都和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有关，因此，很多人认为，北大是中国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摇篮。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的意义不仅在于开风气之先，更重要的是，它给中国新闻学打上了马克思主义的烙印。

　　中国虽然是最早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国家，但在是人约翰内斯·古登堡发明了“铅活字版机械印刷机”（15世纪），极大地提升了纸质印刷的效率，也推动“印刷资本主义”的形成，使得、、图书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廉价读物。这一方面有利于普通获得知识启蒙，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形成民族国家共同体观念。晚清以来不断有人或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作为向中国教和新知的媒介。洋务派、维新派开始了中国人办报的历史，尤其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近代知识了用宣传主张、启迪民智的方式，这也形成了中国现代知识借助、期刊等当时的新参与、社会实践的传统。1915年新文化运动发起的标志是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后更名为《新青年》）。

　　1917年初，陈独秀受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来到北大任教，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李大钊、鲁迅、胡适、梁漱溟等都是主要参与者。此时国内正是北洋袁世凯寻求之时，对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如果说新文化运动前期是“德先生”“赛先生”的启蒙运动，那么随着一战终结、1917年十月的胜利，中国普遍对现代文明也进行和质疑，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知识敏锐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尾声则是“十月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在这种文化、思想氛围中，中国新闻学和新闻高等教育诞生了。

　　第一位在北大从事新闻教育的是徐宝璜，他是江西人，辛亥前就读于北京大学，但没有毕业，1912年他考取官费生，到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读的是经济学，辅修新闻学。1916年回国之后，他先在北京《晨报》做编辑工作，后来收到蔡元培的邀请，到北京大学任教，教授经济学课程，同时做蔡元培校长的秘书。蔡元培有着丰富的办报经验，他参与编辑、创办了《苏报》《俄事警闻》《警钟日报》《旅欧》等报刊，知道新闻对社会有重要影响。蔡元培不仅与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一起创办《每周评论》《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月刊》等刊物，还支持学生创办刊物，如《国民》《新潮》等。

　　1917年，蔡元培徐宝璜给北大文科各系开设新闻学的选修课，介绍欧美新闻概况和理论，培养新闻人才，这是中国高等新闻教育的开端。当时，徐宝璜把在北大教新闻学的讲稿整理成《新闻学大意》，先在《东方》上连载。1918年暑假整理成《新闻学》一吕雉的情人书，请蔡元培校长亲题书名和作序，1919年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在这本书中，徐宝璜借鉴新闻学理论，研究了新闻的一般性质、任务和价值，以及编辑、采访、广告、发行等新闻生产的流程，也提出从事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社会责任，反对假新闻和有偿新闻。比如他认为“盖新闻有如鲜鱼，鱼过时稍久，则失其味。新闻逾时稍久，其价值不失亦损矣”，新闻一定要“新”，因为有时效性。但是，新闻并非“有闻必录”，否则“之新闻，与街谈巷议无别矣”，也就是说新闻要有真实性，要调查研究，不能闻风而动、。这是中国人所写的第一部系统研究新闻学规律的专著，难怪蔡元培认为“根据往日所得之学理，而证以近今所见之事实，参稽互证，为此《新闻学》一篇，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这本书自1919年初版后，先后6次再版，直到现在还是新闻学的重要参考书。

　　除了在北大教书外，徐宝璜还在大学、平民大学、北平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第三中山大学等兼课，还是教经济、新闻等方面的课程。1923年，他在平民大学新闻系任系主任，这也是中国大学里的第一位新闻系系主任。1930年5月29日，徐宝璜在北大讲课时突然中风，两天后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年仅37岁。

　　1918年春，五四运动前夕，北大学生罗章龙、谭平山等向担任校长秘书和讲授《新闻学》课程的徐宝璜提出希望组织新闻研究团队，得到徐宝璜的支持，两位学生还向《京报》社长邵飘萍发出邀请，邵飘萍立刻写信给蔡元培校长，北大成立新闻学研究会，也很快得到蔡校长的支持。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系统讲授和研究新闻学的团体，著名新闻史学家戈公振在所著《中国报学史》中认为北大新闻研究会是“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

　　当时的北大，活动非常丰富，除了新闻研究会，还有哲学研究会、国民社、新潮社、少年中国学会、平民教育团等。不过，新闻研究会是最受蔡元培重视的，他亲自担任会长，并主持制定研究会的八项章程，分别是：“一、本会定名为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二、本会以输灌新闻智识、培养新闻人才为旨；三、本会研究之事项有新闻之范围、新闻之采集、新闻之编辑、新闻之造题、新闻通讯法、新闻纸与通讯社之组织；四、本会研究之时间每星期三小时；五、本会隶属于北京大学，校内外人均得入会；六、校内会员每年每人纳费9元，校外会员年纳18元，分三期缴纳；七、既缴纳之费无论何种情形概不退还；八、北京大学日刊处为本会办事机关，入会者向该处报名”。

　　蔡元培认为新闻研究会的旨是“输灌新闻智识，培养新闻人才”，研究会的任务有六项，是“新闻的范围、采集、编辑、选题、新闻通讯法、新闻纸与通讯社之组织”。在新闻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上，蔡元培致开幕词，他回顾了从晚清《申报》创立以来中国报业发展的历程，认为当年创办《苏报》《俄事警闻》等“于新闻术实毫无所研究，不过借此以鼓吹一种主义耳”。后中国人创办的数量有所增加，但“苟不济之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限”，所以，他认为新闻研究会的任务就是介绍新闻学的理论，“欧美，科学发达，新闻界之经验又丰富，故新闻学早已成立。而我国则尚为斯学萌芽之期，不能不仿《申报》之例，先介绍欧美新闻学”。蔡元培邀请徐宝璜和邵飘萍担任导师，前者是新闻教育第一人，后者是中国报业的奠基人。

　　1919年2月，新闻研究会召开改组大会，蔡元培也亲自参加，将“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改名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增加了一个“学”字，突出新闻理论和新闻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意义。研究会的旨也改为“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突出新闻理论研究和新闻实践的重要性。改名之后对研究会的组织、活动、会费等重新作了，使得研究会的活动更加规范和制。在改组大会上，蔡元培被推选为正会长，徐宝璜为副会长，曹杰、陈公博为干事。研究会“校内外人均可入会为会员”，参加新闻学研究会的多是文、史、哲、法律系的学生，也有校外会员，不少是校内外进步的青年学生。

　　1919年4月20日，研究会创办新闻刊物《新闻周刊》，徐宝璜担任编辑主任，下设新闻、评论、翻译、通讯等四部。这份刊物采用更为通行的横排版式，是中国第一本新闻学的刊物。这个刊物的初衷是“便会员之，便新闻学识之，便同志之商榷”，也就是让学生在实操中学会采编新闻、撰写评论。这个周刊只发行了3期，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就停刊，但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给予很高评价，认为《新闻周刊》是“中国唯一新闻学识之”。

　　在北大成立新闻学研究会后，中国新闻研究团体和新闻教育开始发展起来，1922年成立了中国新闻学会，1927年成立了北京新闻学会，1935年成立了南京新闻学会，1936年成立了平津新闻学会等，并诞生了任自涛的《应用新闻学》、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等新闻学著作。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主要职责是举办新闻教育培训，来上课的老师除了徐宝璜、邵飘萍两位研究会导师之外，还邀请李大钊、高一涵等知名学者来做。从1918年10月到1920年12月的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共有一百多位参加新闻学习。

　　邵飘萍是晚清著名的报业家和新闻记者，在担任《申报》驻京记者期间撰写近200篇“北京特别通讯”。1918年，邵飘萍创办《京报》和新闻编译社，经常北洋。在五四运动期间，连续发表评论《勖我学生》《外交失败第一幕》《速释学生》等，导致段祺瑞封禁《京报》，邵飘萍第二次日本，直到段祺瑞，才回国重办《京报》。在新闻学研究会的讲课中，邵飘萍结合自己多年从事采访活动的经验，给会员们讲授新闻基础理论、新闻采访、编辑等新闻基础业务，后来，也出版《实际应用新闻学》《新闻学总论》等专著，也是最早的新闻业务、新闻教学方面的参考书。邵飘萍被誉为“一代报人”“铁肩棘手，快笔如刀”“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等。

　　1918年6月，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8月，随萧子升、罗章龙等“新民学会”的同学到北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后来没有去法国，他的、已调北大哲学系任教的杨昌济介绍他到图书馆当助理员，进而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1918年11月，到广场现场听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的。11月15日，李大钊的这篇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发表在《新青年》上，开始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早在1917年，就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体育之研究》，认为体育具有“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的作用。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后，申请成为会员，在新闻学研究会听课。邵飘萍的课对影响最大。邵飘萍不仅讲办报经验、出版、新闻采访等业务知识，还讲新闻记者的采访技能和社会素质，他特别强调“新闻是社会的耳目”、新闻“与社会有莫大关系。的任务就是供给新闻，代表，提倡，知识，协助工商业的发达”，他认为新闻最重要的就是“确实”，要摒除、尊重事实，反对以讹传讹，反对刊登新闻等，这些都给很大帮助。另外，当时说湖南话，邵飘萍非常热情地回答的各种问题。在他的下，对新闻、有了深刻的认识，还经常去邵老师家请教问题。

　　在新闻学研究会听了半年的新闻课程。据《北京大学日刊》报道，1919年10月16日，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举办了第一次研究期满仪式，蔡元培会长亲自向55人颁发了听课证书，分为一年和半年两种。蔡元培发完证书后讲话，“盖新闻为经验之事业。非从事于新闻之人，以其经验，发为学理，则成绩终无由十分完备也。今日本会之发给证书，故亦非谓经验已经完备，不过谓为经验之始而已。新闻事业既全恃经验，后此从事于新闻事业之人，能以其一身经验，研究学理，而引进于学校中，乃吾所深望者也”。导师徐宝璜以《中国之将来》为题发表，还有会员代表李吴祯、黄欣、陈公博等。的名字出现在32名“半年之证书”上，但他因母亲生病，早已从北平回到湖南，没有到现场领取证书。

　　在1919年7月14日，创办了《湘江评论》，在《创刊宣言》中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联合的力量最强”“主张群众联合，向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面包的呼声，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创刊号当天全部售完，从第二期起加印到5000份。不过，《湘江评论》只出了5期就被查封。又接着创办了《新湖南》。1936年，同美国记者埃德加·谈话时回忆，在新闻学会里，“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是一个主义者，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了”。直到晚年，还提起他是邵飘萍的学生。可见，最早是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接受了新闻教育的启蒙。

　　和一起在新闻学研究会学习的会员，还有陈公博、罗章龙、高君宇、谭平山、杨晦、谭植棠等进步学生，他们都是中国的早期。这些人离开新闻学研究会后很多参与到新闻工作之中。比如北京主义小组的高君宇先后担任《国民》《新潮》《》《生活》《工人周刊》《向导》的记者和编辑，罗章龙则参与创办《工人周刊》，主编《中国工人》。这些新闻活动，与他们在新闻学会接受的新闻教育密不可分。也有些人终身都从事新闻事业，是中国新闻界的中坚。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新闻学作为一门实践性比较强的学科，本身也鼓励学生了解社会和民情，参与到社会的行动中。

　　很多人知道，在北大未名湖南侧有一座埃德加·墓，墓碑是一块长方形的白色大理石，有元帅的题词“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之墓”。站在墓处向北望，正面就是水波荡漾的未名湖，左侧远方是石舫和湖心岛，右侧就是博雅塔，可以说墓位于未名湖最佳观景处。是一位美国记者，与、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1972年2月15日因病在逝世，遵照他的遗愿，一部分骨灰埋葬在中国，之所以会选择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这是因为与北大所在的燕园有着特殊的渊源。

　　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这所大学在1878年就开设了新闻专业课程，这在美国也是最早的新闻课，1908年密苏里大学又创办了新闻学院。可以说，在这所美国新闻教育的重镇学习新闻。1928年在中国陷入低潮时，他离开美国来到中国上海。一开始，在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主编，后来又任《论坛报》《每日报》（伦敦）驻东南亚记者。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主要城市和朝鲜、日本等东亚地区进行了游历和采访，曾经徒步经过云南，到缅甸、印度等东南亚、南亚地区。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到东北、上海访问，发表了战地报道《远东战线年，与海伦·福斯特·结婚，1933年他们游历日本、东南亚、中国东部之后到北平安家，担任美国《纽约日报》驻华记者。1934年初，应邀到燕京大学新闻系做兼职，夫妇从东城搬到了海淀镇军机处4号院居住，也就是现在的北大南门附近，当时这座房子在海淀台地之上，据说可以眺望西山和颐和园。在燕京大学期间，学习了中文，他们非常喜欢园、颐和园的。直到1935年6月，他们都住在燕京大学附近，和燕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也是墓安放在未名湖畔的原因。

　　在上海认识了宋庆龄、鲁迅，他们帮助了解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曾经给在燕京大学新闻系读书的萧乾说“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到北平来之前，鲁迅编译一本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向展示中国普通的社会斗争和线年出版，是第一部把鲁迅作品介绍到世界的书。在编者序言中指出，中国的新文艺运动既没有封闭在象牙之塔，也不是人们街谈巷议的闲聊，而是参与到中国人民追求、的、社会斗争的中。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帮助下，辗转来到陕甘宁边区访问。一上，以外国记者的身份，边走边看，实地采访了边区红军和、、、贺龙等。

　　1937年，完成《西行漫记》（又名《红星中国》），当年在英国伦敦公开出版，引起轰动。在这部带有报告文学、文学色彩的深度报道中，向全世界第一次展示了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第一次介绍了中国和工农红军的主张和社会政策。比如提到陪伴他在边区采访的“红军旅伴”，都是很年轻的军人，有的还参加过长征，问他们为什么加入红军，他们说“红军教我读书写字”“红军帮助穷人”“红军对人民很好，不抢不打”。还注意到，这些年轻人从没有打过架，“我所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在中国，消极的满足是普遍的现象，但是快活这种比较高一级的感情，却的确是罕见的，这意味着对于有着一种自信的感觉”。也就是说，看到的不是动员和宣传口号，而是一个又一个快活的生命，“他们在上几乎整体都唱歌，能唱的歌无穷无尽”。这不仅解释了这些青年为什么要当红军，更解释了红军的军事装备固然很简陋、却非常有战斗力的原因，这和的土地政策、抗日号召和化的管理方式有关。

　　在采访过程中，还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包括的将领、普通士兵文艺演出或训练的场景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戴八角帽的照片。这些都成为我们今天了解中国道最直观的媒介，从中也可以看出新闻记者在宣传、介入历史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虽然只持续了两年多时间，但对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研究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尽管北大的新闻教育几度沉浮，但北大之于新闻学的意义不仅在于开风气之先，更重要的是兴起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闻学已经打上了马克思主义的烙印，因此，一代又一代的新闻工作者参与到20世纪中国轰轰烈烈的大历史、大变革之中。2008年4月15日，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前夕，新闻学研究会正式恢复成立，延续北大校长担任会长的传统，并聘请10位知名学者担任研究会导师。20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与学院在北大举办《百年中国新闻教育：传承与发展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我们回顾百年中国新闻教育的历史，不光是梳理中国百年新闻教育的开端，更是重述新闻教育的“初心”，是与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有直接关系。我们当下的新闻工作者应该继续发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意义，培养能够“举旗帜、聚、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新时代新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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