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1月20日，我国首支南大洋、南极洲考察队从上海出发。武汉大学鄂栋臣教授和其他500多人一起，穿越南北半球，航程二万六千多海里，最终登陆南极洲南部的乔治岛，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南极科学考察——中国南极长城站。

　　昨日，中国第36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搭乘的“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抵达南大洋普里兹湾浮冰区，即将为它的前辈“雪龙”号破冰开道，尽量靠近中山站。“双龙探极”将成为我国极地科考的新常态。

　　在“雪龙”号上，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生曾昭亮，正兴奋地等待着自己的圆梦时刻。至此，从他的老前辈鄂栋臣教授算起，武大师生已经连续35年参与我国历次南极科考任务。该校200余名师生，在那遥远的冰原上留下了数不尽的艰辛和泪水，也收获了数不尽的荣誉与。

　　说到南极，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冰雪、极寒和可爱的企鹅。而湖北人，总会骄傲地说出一个名字——鄂栋臣。

　　时光回溯到1984年11月20日。上海黄浦江港口，“向阳红10号”远洋科学考察船和海军“J121”打捞救生船汽笛长鸣，在鼓乐声和鞭炮声中徐徐离港，驶向陌生的地球最南端。

　　时年45岁的武汉测绘学院教师鄂栋臣，站在“向阳红10号”甲板上心潮澎湃——彼时，已有十多个国家在南极洲建立了四十多个常年考察和一百余座夏季站，刚刚申请加入《南极条约》的中国，还是没有话语权的“二等”。这个曾经的放牛娃，因为在测绘领域已做出一番成就，被委任为中国首支南极科考队的测绘班班长。他决心和其他队员一起，改变现状。

　　越是远大的理想，越会遭受的。当考察船驶入狂躁的西风带，鄂栋臣便感受到死神如此之近。在12级台风的下，船上的队员地维持着身体平衡，甚至有人开始写。船长告诉鄂栋臣，船上带了很多黑色的大塑料袋，那是准备装遗体的。

　　这些，鄂栋臣从未和夫人王紫云说起。出发前，他们已经有了3个孩子，王紫云不能理解丈夫为什么要去冒险，迟迟不肯在“状”上签字。最终，是鄂栋臣地自己签下名字。“就是死了，我也光荣。”

　　科学考察测绘先行，要完成建立首个中国极地科考站的任务，必须从绘制自己的南极地形图做起。鄂栋臣和其他队员都住在塑料帐篷内，每天扛着测绘仪器工作十几个小时，依靠简陋的工具，用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站区选址与地形测绘，随后他们完成了我国第一幅南极地形图。

　　1985年2月20日，农历大年初一，考察队给全国人民送上了一份新年大礼：中国第一座极地科学考察站——长城站正式建成。

　　这次首征，只是鄂栋臣“极地人生”的开端。此后，他又6赴南极、4探北极，参加了我国南极中山站建站、北冰洋考察、北极黄河站考察等国家级重大科学考察，他还主持命名了300多个中国南极地名。

　　鄂栋臣走时，没有遗憾。在他首征南极之后，我国每年都会派出南极科考队伍，而武汉大学师生从未缺席。

　　1995年，武大博士生万幼川了武大派出在校生参加南极科考的先例；2000年，被称为“极地上的一朵红梅”的博士生周春霞，成为湖北省第一位参加南极科考的女性；2001年，博士生庞小平“带上房子，远征南极”。

　　还有新婚第二天就踏上南极征程的博士生杨元德；被困浮冰饥寒交迫靠一块巧克力维持生命的博士生黄继锋；奶奶去世面向祖国方向跪拜的越冬考察队员杜玉军等……该校成为全国高校大学生参加南极科学考察时间最早、人数最多、最丰硕的高校。

　　这些勇闯极地的年轻人中，鄂栋臣的学生张胜凯经历极为特殊。2004年，我国决定前往人类历史上从未到达过的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DOMEA开展科学考察。正在读博士的张胜凯，承担起寻找并测定这个未知点的重任。

　　2005年1月18日3时16分，张胜凯作为员和测量员，引导另外11名队友一起，克服重重，成功登顶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南纬80度22分00秒，东经77度21分11秒，海拔4093米。”人类首次精准测绘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张胜凯还把从武汉大学带去的三脚架和测绘标志墩，永久埋设在那里。

　　“那次行程，比我们的预想更艰险。”如今，42岁的张胜凯是武大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副教授。他回忆道，他们出发前曾到天山和进行高原训练，结果在南极接近登顶才发现，这里气压更低、氧含量更低，相当于海拔5000米的水平。

　　张胜凯也在那次任务中经历一刻。“南极最的是冰裂隙，往往深不见底。我那次就不慎一条腿掉了进去，赶紧趴在裂隙边缘，用两只手死死撑住了，如果整个人掉进去，谁也救不了。”张胜凯回忆。

　　当然，南极不仅有让人的天险，也有让人向往的自然奇观。张胜凯如今最想念的，是憨态可掬的企鹅们，“它们不怕人，喜欢近距离观察我们，有时候会跟着我们走一整天。”

　　2008年，张胜凯再次前往南极DOMEA，参与建立了我国第三个南极科学考察站——昆仑站，标志我国南极考察实现从边缘到内陆的跨越。

　　如今，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有20多名老师，他们全部都有极地科考经验，中心目前有60多名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

　　张胜凯说，现在师生们参与南极科考，比当年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当时我们首先要克服的是关，安营扎寨、通电、取水、做饭都要自己解决。”张胜凯介绍，现在中国已经建立了四座南极科考站，第五座科考站罗斯海新站也在建设中，队员们有厨师照料生活，有庞大的车队，还有固定翼飞机，通讯情况也比当年强多了，队员们常上网给他发南极的照片。

　　也正因如此，近年队员们出征时，少了一份凝重，多了一份浪漫。今年初，曾在武大读博的李航，将他在南极科考500多天里拍下的10万张照片，整理出书。这些美轮美奂的照片，登上了央视和美国《自然》期刊，并在互联网上走红，让人们见识了科考队员别样的日常。

　　35年来，中国南极考察已经从“抵达南极”“研究南极”，研究方向也在不断拓展，从只研究冰川到研究大气、海洋、天文、地磁、物理、生物等各个领域，从单一学科到跨学科研究。记者发稿前，武大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教授赵羲，正在准备飞往中山站和36次南极科考队会合。她参与的，正是一个全新领域的科考项目。

　　赵羲的同事、副研究员季青，是鄂栋臣的“徒孙”。他在今年完成的第35次南极科考中，负责海冰、气象和水文的观测，长期在科考船上作业。西风带一个大浪能有十几米高，一边晕船，一边工作是季青的日常。

　　季青乘坐的，是我国1993年从乌克兰购置并的破冰船，中国极地科考功勋“雪龙”号。而目前正在和它结伴奔赴南极的“雪龙2”号，是中国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它是全球第一艘船艏、船艉双向破冰的科考船，能以2—3节的航速在冰厚1.5米+雪厚0.2米的条件下连续破冰航行，可实现极区原地360°转动。“雪龙2”号破冰能力、抗阵风能力、甲板设备抗低温性能均大幅加强，可以把原来仅限夏季的考察延展至春季和秋季。

　　“雪龙2”号上，还载有我国最新研制的水陆两用多功能车“南极2”号，它应用了新材料、新工艺，提升低温性能和耐磨性能，能够在-41℃工作，后车还加入了空调系统和新风系统。中国第36次南极科考队副领队魏福海介绍，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国产化、智能化装备加入南极科考。

　　从1984年第一次派出南极科考队，已经过去35年，我国的极地科考取得了哪些成绩？湖北的科研人员做了哪些贡献？人们又为何要不远万里奔赴那个冰封世界？日前，记者专访了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主任、湖北省南北极科学考察学会理事长王。

　　王：首先是要国家利益，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不能缺位。然后是科学本身，两极地区具有原始性，极少受到人类活动影响，具有“器”的功能，比如武汉气温升高不能说明全球变暖，但南极升高就很成问题；两极非常和脆弱，因此梦见躲藏具有“放大器”的功能，如果全球气温升高1℃，南极可能升高2℃-3℃；因为特殊的地理，两极还具有“总开关”的功能，它通过洋流左右着全球气候变化的趋势，灾难片《后天》里面就有体现。总的来说，去两极科考更能全面和深刻的理解全球变化和背后的机理。

　　王：我们中心的长项是遥感测绘，一方面是为极地科考提供保障，比如极地测绘基准、南极地形测绘、极地数字制图、极地地理信息系统方面；另一方面也直接研究问题，比如极地冰雪遥感、极地海冰特征参数与变化监测等方面。有分析表明，全球80%以上的极地研究是基于遥感数据产生的。

　　武大方面除了我们测绘中心，还不间断派出过物理学、生物学、政策研究、医疗、后勤保障方面的人员。中科院测地所、中科院水生所、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也都派出过队员。另外，从2008年起，武汉商学院连续11年服务南极科考，20余人次接力往返南极担当“大厨”。下个月，该校又会有一名2019届毕业生抵达南极。

　　王：我参加极地科考时，恰恰是极地科考陷入瓶颈期之时，可以说我了我国南极科考的最低谷以及触底反弹后的蓬勃发展。1996年，我第一次参加南极科考，是第13次科考队13名队员之一。结果发现队伍里只有我一个人是度夏科研人员，其他人都是要留在长城站度冬的人员。这在我国极地科考中是唯一的一次。好在，2000年后国家对极地科考再度重视起来。2006年后，我国陆续开始了多个极地科研专项，投入大幅提升，极地科考真正进入到飞速发展期，科考队员队伍不断扩大，装备也越来越现代化。

　　王：的确是这样。湖北省南北极科学考察学会是全国唯一的省级极地考察学会，科普是我们的重要，我们采用视频连线的方式，让在极地的科考队员和武汉的学生直接对话。学生们从极地科普中，首先收获的是环保的提升。我们的科考队员，在南极不仅了变化带来的冰川消融，也见过随海洋漂来的人类垃圾，在动物尸体中也发现过塑料物，这些应该讲给孩子们听。

　　王：根据李德仁院士的构想，我们希望争取推进“三极协同研究”，也就是南北极和青藏高原协同研究。如果通过立项，将是一项国际合作的“超级大科学工程”，会对全球变化研究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