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兵和范冰冰“领百粤开一园桃李，揽星斗写千古文章”，这副镌刻在中山大学中文堂大堂的楹联，出自于黄天骥老师之手。它寄寓了一位在中山大学学习、工作了一个甲子的学人的胸襟与气魄，也是先生对中文系乃至中山大学的寄望与希冀。

　　说起黄天骥教授，中山大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学生们眼中笑容可掬的老爷爷、是老师们心中学问渊博的老前辈，也是校友们脑海里母校可钦可敬的大师。他是每年毕业典礼上那位手持权杖送走毕业生的教师代表，也是开学第一课上授业的引人。黄老师以润物无声的教育之光，践行着人民教师的平凡与伟大。如春风化雨，濡染了一代代中大学子。

　　“学校犹水，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黄天骥常言，在中大学习工作了60多年，陈寅恪、王季思、董每戡、詹安泰、容庚等前辈老师的为人品行和学术都给予他潜移默化的影响，正是在这种“从夫子游”的学习中，他了学术研究这条。

　　黄老师接承两位的衣钵——学习王季思先生文献考辩的“静”，也接受董每戡先生让他去剧团参与舞台实践的“动”。专学戏曲，兼学别样，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戏曲研究方法，即“通过对戏曲微观的考察，扩展到对戏曲体制、形态的探索”。

　　黄天骥曾说：“凡是‘名师’，首先应是‘明师’。‘明师’，不仅指明智、、明察，更重要的是心怀像水晶一样透明。澄澈的，可以使愚者智，儒者起，可以帮助人洗涤灵魂的。”（《中大往事》）所谓名师垂范，明教重道，也正是如此。

　　中文系的学生们都知道，这是一位能和他们“混”在一起的名教授。凡是教过的学生，即使过了一二十年，再见面时黄老师能够叫得出他们的名字。先生的身影在校园里依然显得英姿勃发，“大家在校道上看到他，都亲热得不得了。”先生说过，自己眼睛近视度数高，所以见人总是他先主动打招呼，生怕因为没看清楚而冷落了任何一位学生和老师。这种彬彬君子谦谦师长的作风实在让人。在学生眼里，这位名师既是能就专业问题高谈阔论的师长，又是可以就一个热门社会现象进行一番海侃的老友。先生以自己满腔的爱，言传身教，感染每一位学生。

　　爱学生，便要想方设法为学生好。中文系学生两宝是“口头”与“笔头”，为此，黄天骥提倡重视“三文”即作文、古文、英文的教育，提出了“固本培元”“开拓创新”的教学。

　　1985年，时任系主任的他大胆本科生的教育模式，在全系范围内推行“百篇作文”制度——刚入学的大一新生，一年当中，要完成一百篇作文。除此之外，大二写“八篇书评”、大三写学年论文和教学实习、大四写毕业论文和进行答辩。

　　为了配合这一系列“强化训练”，他和中文系历届领导一起还有另一项创举——本科生全程导师制。在一、二年级，导师和学生是一对一或者一对二的关系，每个学生都有固定的导师对自己的文章进行个别，三年级以后则由学生自己选导师。这项制度彻底改变了老师们的教学观念。“再忙，不能耽误作文批改，再累，不能拖下学生”，这逐步成为中文系老师们的共识。

　　黄老师身先士卒，每年指导两、三位本科学生写作，迄今为止，已经了近六十位学生的百篇作文。在中文堂的资料室里一叠叠学生习作中，我们看到每一篇上，小到标点符号，大到立意章法，都有黄老师密密麻麻圈圈点点。全程导师制中的“全程”并不仅仅是时间概念，更是对学生写作能力、思想、情感的“全程”关注。导师不仅教学生为文，更教他们为人。也许，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文道合一”。

　　“枝繁叶茂的大树，每一片树叶都是不一样的，大学生也是如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和才华，个别可以因材施教，发挥他们的个性。”中文系99级学生田伟，高中时曾经在全国书法大赛中拿过大，系里就专门了懂书法的导师来指导他，师生双方都在相互中得到提高。96级的许银川，中国象棋特级大师。由于从小专注于象棋训练，他的文字基础不好，百篇作文对他来说难度非常大，不知道该写什么。后来导师让他结合自己的身份，写一些评论古今象棋名局的文章。于是他陆续写成了《评胡的反宫马》以及一些评论古代棋局的文章。

　　这一系列教学思想和措施的实施使中文系学生受到很大教益，在思维方式和实践能力两方面得到极大提高，毕业后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好评。另外，黄天骥教授还致力于中文系学科建设工作，采取有力措施培养和引进人才，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承接社会办学，为中文系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在担任研究生院副院长期间，致力于研究院的制度建设和工作作风建设，培养出一批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研究生管理干部，为中山大学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化发展从制度、工作作风以及干部队伍等方面做了充分准备，为中山大学研究生院进入全国先进行列做出重要贡献。

　　2013年秋季学期的每个周三下午，中文堂里最大的课室座无虚席。不同年级的学生蜂拥而来，连上午还在授课的年轻教师都坐回学生席，不少毕业的校友也重回课堂，听年近八旬的黄天骥教授唐诗宋词。

　　之所以重回，源于黄老师的一句承诺。他所指导的“百篇作文”的本科生在闲聊时无意中提到，对唐代文学史的学习意犹未尽。于是老师脱口而出：“那我给你们讲一次吧！”

　　简单的一句话，最终变成对学生的承诺，让这位年近八旬的老者重新站上，一讲就是整整一个学期。“许多文学鉴赏课程只是照本宣科，授人以鱼，没有真正分析的方法”，正因如此，黄天骥授课极具个人风格，不局限于文本文献，文化、社会、历史的缘由随手拈来，中外理论兼容并蓄。一整节课下来，老师时而挥毫板书，时而情不自禁地大声吟咏起来。每周将近三小时的课程，中途只休息10分钟，有时兴致高涨还要“拖堂”超过半小时，甚至连水都忘了喝。不少慕名而来的学生仍意犹未尽，常常在课后围住黄老师继续探讨。

　　当初那位“口无遮拦”并促成这门课程的同学，如今已是中文系的博士生：“这门课以后可能会慢慢淡忘一些细节，但是有个场景我终生难忘。”她回忆道，黄天骥教授逐字逐句分析完《春江花月夜》后，激动地朗诵起来，那种从骨子里流露出的对中华传统经典文化的自信，震撼。老人读到沉思处，眼眶里溢出了泪水。台上一片沉醉，继而掌声雷动。

　　一学期精彩的课程上完了，故事却还没有结束。为了感谢老先生一整学期的辛劳付出，学生们自发成立了整理课堂录音小组。在反复重听录音的基础上，逐字逐句核实细节，使之既有书面阅读的学术性，又能还原课堂的生动气氛。同学们将文字稿作为送给老师的新年礼物。多家出版社听说这件事，纷纷希望黄老师能将课堂讲义出版，使更多的人受益。于是，黄老师又花费半年时间，整理完善为《黄天骥诗词曲十讲》。此书于2015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甫一上市，便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不仅很好地了中华文化之精髓，同时，这也是教育者和受教者的最好互动，也是馈赠与回报的最佳形式。

　　2016年，黄天骥又一次回到全校公选课的。这次他开设了《中国古典戏曲研究》，面向学校本科生，大教授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课堂自然是场场爆满，学生们获益良多。

　　在今日大多只以科研论英雄的偏颇潮流中，著作等身的黄老师仍坚守课堂的重要性，活跃在教学第一线，是让人的。他还赴珠海为本科生上课，来回需奔波四五个小时，却从不言苦；他每个学期都给博士生开课，开学第一课便定下“逢年过节学生不允许给老师送礼”等等规矩；在要求学生在正确的思想方法的基础上，敢于创新，敢于发言、争论，用他通俗的话说，是“胡思乱想，八道”，强调“尽信师不如无师”，期待学生超越老师。对学生的关怀和，皆融于中，融汇在老先生眯起眼睛一个字一个字拼出来的问候短信中，融汇在他会主动找学生散步聊天，关心生活学习的点点滴滴中。

　　黄天骥在一次采访中说：“这一辈子我只是努力去当一座桥梁，这是我的”。这桥的两边，联结着老师与学生，联结着学问与品德，联结着古典与未来。如是，师道之传承不息，民族文化之璀璨，火光正亮，星光正美。黄老师将知识的家国大爱，通过学术研究这座桥，传递给社会。

　　中大中文系作为古代戏曲的研究重镇，90年代王季思老师主编了《全元戏曲》，成为戏曲团队的标志性。2008年，黄天骥又担纲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全明戏曲》编纂及明代戏曲文献研究”，而后者的篇幅是前者的五六倍以上。面对这超过5000万字的古籍，作为主编的黄老师要一字一句地仔细勘校。这样的任务量，对于一位年轻人来说尚且是极大的挑战，遑论一位耄耋老人。

　　正是凭借着心中对于科研的责任感和当代学者的情怀，他培养学生，首先提醒他们心有璞玉，才能做出有底气的文章。唯有如此，才能力避学术不端、学术造假等等问题，他时时提醒学生，要做出大学问，归根结底靠的是胸中涵养出的之气。既要学做学问，也要学，比做学问更重要。在他与后辈相处的热忱中，在他行云流水的文章里，让人感受到良如璞玉的赤子情怀。一甲子的岁月，这是怎样一种奉献和担当。我们可以说，黄老师为人、为学、为师的毕生心力，诠释了教师这一职业的内涵。

　　2016年，值黄天骥60周年，由中文系发起编纂，由著名学者、各地校友和中大师生的文字组成的《黄天骥教授60周年庆贺文集》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山大学党委陈春声在《文集》序言中说：“大学负有文化传承创新的责任，而在现代大学的制度中，这个责任更多地是通过其杰出人文学者的学术和社会活动体现出来的……人们在提到这些人文学者时，常常有着某种特别的情怀。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些学者身上，寄托了社会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希望。黄天骥教授无疑就是这样的卓越人文学者。”大学正因为有这样的教授和具备这样的，才能够培育出具有“德才兼备，气质，家国情怀”的新生代。

　　在这片木棉花开的土地上，黄天骥德行为先，学术为业，家国为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学子。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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