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曹一

　　    彭小瑜（大学教授）

　　    我教过多年的外国历史，也曾经做过世界历史专业的教学协调工作，生平对学生过分严厉苛刻时候并不多，记忆中只有一次。多年前，一位优秀的高年级本科生和我谈他读研究生的方向，说他希望研究亚非拉某国家的现代历史。我问他是否学过该国语言，今后是否计划学，他说可以使用英文的文献来做。我想我之后的语气和语言都变得很激烈，其中核心的一句话是，不管你研究哪个非英语的国家，如果那里发生重大国际事件，如果我们与这个国家关系变得密切或者复杂，你打算用英语资料给国家提供背景介绍吗？我知道这位同学后来成为了很优秀的学者和教授，不过是在研究他懂得当地语言的一个国家。

　　    我因为我的态度现在还很内疚。在把这位学生说得万分沮丧的时候，我给他讲的是下面这个案例：当今世界的动荡在某种意义上，都与亚洲腹地的山区小国阿富汗有关。其实读过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的人，应该都还记得在系列故事开始的时候，华生医生介绍他和英军在阿富汗的惨烈经历。对这段历史，显然前苏联在介入阿富汗事务之前没有做足够充分的研究。美国支持当地部族反对苏军，并在“9·11”事件之后派军队进入该国，至今还没有完全。历史上有多次阿富汗战争，每次外队处境都不好。值得人们反思的是，在这些大国进入这个小国之前，他们对这个国家的语言、文化和历史有过透彻的研究吗？没有研究，决策很难合乎情理，更谈不上尊重这个国家和热爱它的人民。在纽约世贸中心被袭击之后，据我读报的印象，美国在全国寻找研究阿富汗的权威学者，结果懂得当地普什图语和历史文化的专家，只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位教授。

　　    我们的情况有好的一面，也有更加薄弱的另一面。1949年之后，我们有了系统的外国语言和外国历史研究，而且不局限于仅仅研究一些大国和强国。去年年底，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车洪才和张敏两位先生历时36年编成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大学和其他高校有讲授和研究世界众多语言的人才，譬如阿拉伯语、乌尔都语、波斯语、印尼语、希伯来语、马来语、越南语，多至上百种。我们的外国历史和国际关系研究也拓展到亚非拉的众多国家。

　　    不过在外国语言和外国历史的研究上，我们有一些比较独特的结构性缺陷。首先，在俄语和英语这两个语言之间，我们做钟摆式的大起大落变动。建国后一度是大家都学俄语，英语。后，更多人学英语本来不是问题，但是中学和大学的俄语教学却受到很大冲击，不仅俄语专业招生减少，大学公共俄语基本上消失，中学的日语和俄语教学在全国也只有极少数学校还在。这种摇摆对基础研究和国际交往的负面影响极大。在外国历史和国际关系等专业中，日本和东欧研究的人才培养变得十分困难。

　　    其次是所谓小语种（英语之外的其他外语）在大学的教学，一般局限于单纯语言文学人才的培养。这些外语的专业课程是不对全校学生的，而二外教学只限于低级的基础课程。于是对研究外国历史等涉外问题的学生，系统学习希伯来语、葡萄牙语和越南语等非英语外语，在制度上几乎就无法操作。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近几年成立了跨学科的外国语言和外国历史专业，让外国历史专业学生到外语专业学习，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问题是，增加一个额外的学生对侧重大量的专业外语教学是很大的工作量，外语专业的教师因此会有比较重的负担。我想，学校应该在制度上有协调，不仅制定好完善的教学计划，对外语老师也必须有丰厚的教学补贴，使这样的跨学科专业能够长期可持续地发展。

　　    全民基本都学一种外语是很不健康的情况，在经济和文化交流上，对我们这样的大国十分不利。前几年，我因为开会到过河内大学，从越南老师的简历上看，他们前往留学的国家相当多元化，并不集中在一两个国家。我在街上遇到过中文或者英文流利的市民。在校园内几次问，一次是对方只会俄语，我们完全不能沟通。另一次是两位风度优雅的女老师，只会说法语。当时的印象是，他们的外语学习不是那么“一边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