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田家英的本性有点像古代某些骚人墨客，用不那么好听的语言来说，就是喜欢散漫。

　　（与身边工作人员合影，左一田家英，右二陈伯达，图片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王凡，原题：《于光远谈田家英与陈伯达》

　　对于中内知名的学者于光远前辈，我是久仰大名，二十多年前在干校当年轻的五七战士时，就读过他的书，但一直无由同他过往。他的文章给了我一个登门拜谒的借口和机会。

　　就在我寻觅于先生的时，我和他又添了一层文字交道。我写的《田家英的最后岁月》一文被《新华文摘》转载，于先生看到了文章，又勾起了对老朋友音容笑貌的诸多记忆，勤于笔耕的他旋即写了一篇《〈田家英的最后岁月〉读后》。

　　正是由于田家英的话题，一下子拉近了我和于光远前辈的距离，我们便顺着这个话题说开来。

　　于先生认为我笔下的田家英有些过于凝重，而田家英在他的记忆中，印象更深的是聪明和顽皮。也许是因为他们相识时都年轻，所以于光远对田家英最初的记忆，是他毫无地讲述自己在四川一个中药铺当小伙计时如何偷老板的钱。

　　田家英告诉于光远：偷钱的办法是“就地取材”，药铺里有现成的黏性很强的药膏，把药膏涂在细细的竹棍上，从钱柜的缝中塞进去，把柜中的硬币纸币黏出来于是这个同老板捣蛋的聪明顽皮形象，成为于光远对田家英抹不掉的记忆，尽管他后来脱颖而出，得到最高赏识，成为不可多得的“秀才”。

　　“你知道吗？田家英特别怕蛇和像蛇的动物，怕到了闻之丧胆的地步。如果有人告诉他某本书中有蛇的图片，他就没胆量打开这本书；如果有人把蚯蚓之类的东西放到他面前，他会吓得逃跑。一次，我亲眼看到他同窑洞的好朋友曹葆华恶作剧地骗他，说他背上有条蛇，他顿时面无人色的表情，逗得我哈哈大笑，而此后很久他都不理曹。当时他都是二十六七岁的人了，可每遇此情此景，总觉得他更像个孩子。”

　　我想，作为自谓与田家英有着“无话不谈”情谊的于先生，对田家英的追忆应该是可信的。于先生的话，使我想起田家英在时喜欢逗孩子，要孩子们叫他“田”，有个小孩子还在口齿不太清楚的年纪，老叫他“田老鸡”。于先生说：“延安时，田家英周围的人都比他大，都叫他田儿子。我刚认识他时，也嘻嘻哈哈地跟着人家这样叫，他并不生气。”

　　后来，当我将于先生的关于田家英的谈论告诉父亲时，父亲说于先生对田家英的感觉是准确的，不在面前，不在工作时间内，田家英的确常常露出他调皮的习性，简直就像另一个人。

　　“田家英和朱老总的秘书陈友群、何均关系都很好，跟陈友群在一起就打闹，玩笑开得没边没檐。”父亲说：“在和处秘书室的部下打牌时，他会悄悄地偷牌藏牌，被时，会哈哈笑着；下棋时会悔棋，对一子得失叫真儿，甚至在难以败局时掀棋盘。这些不拘小节的调皮，似乎跟大秘书、大手笔的形象相去甚远，可这确是真正的田家英。”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也许是习性所至，田家英在比较亲近的朋友面前，会开心地讲一些自己令人吃惊的调皮捣蛋行为；甚至在谈论时，也会用一种滑稽的态度、诙谐的语言，去表现他的惊人的观察。因此，于光远前辈认为田家英这种性格，实在不适合给当秘书。

　　“您这种说法，我还在其他人那里听到过。但我听有些人的口气，似乎是在田不是个很合格的秘书，认为秘书不该有太多个人的见解和思想。”我说道。

　　“田家英的本性有点像古代某些骚人墨客，用不那么好听的语言来说，就是喜欢散漫。可他偏偏到了那个需要经常保持高度的地方。在那样的下，他实在难于应付，这是他的悲剧。”

　　顺着田家英是否适合作秘书的话题，自然地就说到了的另一位大秘书，田家英同其打了多年交道的陈伯达。我说我是在写田家英文章的过程中才了解到，田和陈长期不和。

　　田家英与陈伯达的龃龉直可追溯到他俩的第一次接触。田和当时的其他一些年轻干部，参加了陈伯达写作《人民公敌蒋介石》的班子，为该书的查阅核对摘录资料及行文，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书成之后，陈伯达不仅未对这些年轻干部表露丝毫谢意，反而以“你们干了些什么？”的询问，将他人的辛勤劳动一笔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