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我国目前在非通用语种数量上还很不够，在与我国建交的175个国家中，至少涉及95种语言。但是，目前中国仅有一所高校能够开设54种非通用语种课程，其中不少语种还是近几年在有关部门重视和关注之下陆续开设的。国内其他几所外国语大学的非通用语种课程都不超过20种，这显然跟不上当前国家的需要。

　　其次，现有非通用语种主要以欧亚为主，但面向非洲等语言资源丰富，语言文化多样化地区的语种却很少，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现有非通用语种分布和布局存在不均衡之处，各地语种布局并不合理，除军队院校之外，语种开设较多的高校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等外国语大学，以及云南和广西等具有跨境语种的地区，而不少综合性大学和其他地区高校的小语种专业和课程相对匮乏，很多高校的外语学院，仅能开设英语、日语等通用语种专业。众多高校外语语种单一，势必带来学科同质化倾向明显，更无法满足国家对各类外语人才培养的需求。以泰语为例，在整个华东地区，仅有上海外国语大学一所高校能够开设泰语专业，这与近年来中泰经贸联系和交流日益密切的大是极不相称的。

　　除了语种数量缺乏和布局不合理之外，非通用语种教育质量也不平衡。相对而言，朝鲜语、葡萄牙语、越南语等语种教育质量较好，办学层次较高。其他语种除了存在语言难度与语言距离差异等语言本身因素之外，师资水平和教学条件极为有限，教学质量相对较弱，一些专科层次的高校的师资和办学条件更是令人担忧。小语种发展中出现的这些问题都直接制约和影响中国在处理各类事务的国家外语能力。无论是对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还是国内社会安全（仅广东东莞的外国人就有来自非洲和南亚地区共计48种语言），都会带来各种很多现实语言障碍问题。

　　我国非通用语种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有着客观历史和现实原因，但都与缺乏全面系统的小语种战略规划不无关联。一方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外语教育在语种规划方面一直都是“一边倒”地学习俄语，后至今，英语在外语专业教育中的比重竟高达95%以上，非通用语种规划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致使其发展空间极为有限。另一方面，现阶段小语种发展受到市场化导向的影响，各类高校在缺乏必要的专业论证的背景下，争先恐后地开设一些小语种专业（如朝鲜语专业），盲目提高招生规模，进行大量低层次重复建设，没有将更多精力放在对接国家和区域问题的语种选择和语种均衡发展。因此，从国家战略视角开展非通用语种教育规划势在必行！

　　如何建立小语种人才“蓄水池”

　　当前中国正从本土区域大国向国际经济强国转型，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我国非通用语种教育必须对接国家战略，从以市场导向为主向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转向。

　　首先，非通用语种规划要服务“一带一”国家战略大局。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拥有29个周边国家，自2013年以来，周边外交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任务之一，从到经济，周边外交已经步入全面发展期，因此，周边国家语言的战略价值不言而喻，特别是在“一带一”战略需求下，重新审视和规划这一区域的非通用语种已成当务之急，例如，地处西南边陲的省份就可以加强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语言规划；广西、云南等地的高校应该积极规划东盟语种、南亚语种建设；西北地区可以优先发展中亚国家语种；广东就可以考虑南亚和非洲语言规划。这样既有效利用各自跨境语言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相关小语种专业建设，又可服务于中国周边外交战略。

　　其次，非通用语种规划要有助于拓展中国海外利益。非洲和拉美地区都具有重要战略资源，是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主战场。有学者指出，熟悉和掌握对象国语言文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规避海外投资风险。因此，有关部门可以在国家非通用语种高校科学合理布点，在未来3-5年内增设更多的语种专业，向世界派遣小语种外语留学生和区域国别研究人员，同时还要建立关键外语语种人才储备机制，制定完整全面的国外语种专业和课程。

　　最后，非通用语种规划要应对非传统安全风险。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需要界范围内履行一个大国的国际义务和责任，在参与处理国际公共安全问题时，如联合国维和部队、维和、派遣国际医疗队等国际事务，以及处置跨国毒品走私、非法移民、以及抗震救灾等突发事件的时候，都对相关人员掌握当地非通用语种能力提出新的要求，这有助于降低和化解由此可能带来的非传统安全风险。为此，国家应在专业外语院校建立非通用语种应急外语人才资源库，建立高层次多语种外语人才“蓄水池”，随时应对并及时解决各类非传统安全带来的语言问题。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沈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