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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媒介与技术结合的热门话题彭兰老师早已给你画好重点
  •   就全面地展示了2018年学界对于新领域技术的新变革带来的新思考。每个话题都是学界和业界关心的热门,也都是考试复习拓展必备。

      原文信息如下,大家可以自己找来看,如果对于某个话题特别感兴趣,也可以查找论文的原文。但如果没有太多时间,直接看觅游精简消化后的备考版本也可以。

      目前的起步阶段读不懂也没关系,可以先收藏做笔记,等基础知识的地基夯实后,你的理解会更加深刻。

      刘海龙(2018)认为,“身体”问题的重要性的凸显,恰恰是源于我们进入新时代所感受到的、身体在中重要性下降所带来的感。因此,他一方面回到麦克卢汉、媒介考古学、控制论和后人类主义,以寻求“身体”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则借助后人类主义叙事,从未来视角反思当下的研究中身体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展开方式。未来,“如何跟机器交流,如何和分布式的认知打交道?自然与文化的界线消失了以后,我们怎么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信息/、物质/身体之间的关系发生松动之后,人还需不需要身体?具身化是不是我们或者人类存在的必要条件?……”(刘海龙,2018:45)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彰显了“身体”议题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对它的态度会影响学科未来的价值与地位。

      孙玮(2018)从媒介融合的角度来思考“身体”问题。她指出,未来由新技术引发的媒介融合,不仅止于媒介形态和社会形态的融合,更是技术与人的融合——技术会嵌入人的身体,而成为主体的一部分。这种由技术与人的融合创造出的新型主体,正在成为一个终极的媒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玮将为技术所穿透、数据所浸润的身体,命名为“赛博人”。而“赛博人”的产生、主体性的变化(的主体已经从掌握工具的自然人转变为技术嵌入身体的赛博人),是媒介融合出现后系列社会系统融合重组的根本性条件与动力。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得到迅速发展,也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于线索发现、信息采集、内容的生产和分发、效果反馈等各个新闻实践环节。人工智能技术在传媒业的应用模式及其引发的媒介生态变革,特别是其对新闻生产的影响,继续成为2018年新领域研究的一大焦点。算法与新闻的结合,是人工智能进入传媒业的主要方式之一。目前,算法新闻集中体现在机器写作(算法内容生成)和个性化推荐(算法内容推荐)这两种新闻实践上。对此,学界给予了持续的关注和深入的思考,也产生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

      彭兰认为,算法流行的可能风险和问题包括:一是引发信息茧房的效应;二是算法中的或歧视对人们社会资源与的(将人们在与歧视固有的社会结构中);三是算法在幸福的名义下对人们的无形(在个性

      化服务的“伺奉”下,个体逐渐失去自主判断与选择能力,越来越多地被算法或机器控制)。她同时也提醒我们,作为算法基础的“客观性”数据,不仅并不一定能带来更多(数据生产环节的偏差可能导致客观性数据堆积成的),反而可能它的(数据分析也可能成为客观事物的干扰因素)。因而,识别、抵抗其中的种种风险,也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和各种数据应用机构的基本责任。

      曾为资深人的范以锦基于对实践的深入观察指出,智能化时代已经到来,智媒可以提升内容生产效率、丰富新闻产品形态、强化内容效果、创新商业模式,对接人工智能后,随着边界的不断扩展,将形成智能化思维下的新闻生产模式和泛内容生产赢利模式。

      受到技术迭代发展、网络空间规制趋紧等因素的影响,微博不仅影响力下降,还呈现出一些诸如平台功能的分化、泛娱乐化等新变化。王晗啸等通过对微博文本与用户之间的耦合分析,以及对用户间隐性关系的挖掘,发现微博目前主要活跃着休闲娱乐、社会民生、竞技体育和金融时政四种意见。其中,休闲娱乐类和社会民生类的意见相关程度相对较高,存在大量重叠的地方。由此可见,微博生态的泛娱乐化与生活化倾向明显。陈敏等(2018)通过对微博、微信、知乎三个平台上有关南海仲裁案讨论文本的分析,也发现了社交平台中的意见出现的新变化:主流机构树立起新的影响力;商业性自与主流机构合流;草根型意见相对较少且影响力有限。这也造成了社交无论是在言论的专业性上,还是在公共讨论质量上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社交的影响力已经全面渗透到、经济、社会和生活领域。当社交日益成为人们获取新闻的重要渠道,从更细分变量深入考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社交新闻规律和特点。薛可等基于中国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比较分析了社交新闻使用的性别和代际差异性效应。研究发现,社交新闻使用不仅存在性别和代际差异,还同时出现了“性别鸿沟”“代际鸿沟”和“性别代沟”等三种效应。

      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的发展普及使得原本分散的粉丝个体结成粉丝群体,从而扩展了粉丝规模;互联网所提供的技术和场所,使得粉丝的分享性和创造性得到最大程度的激发和满足。

      近年来蓬勃发展的网红现象既了微观个体命运的戏剧性变化,又体现为一股强大的经济社会力量。杨江华基于网络社会理论,通过对网红现象的历史比较研究,发现其存在三类不同逻辑生成机制:即网络虚拟空间的公共广场效应、网络交往的社群化模式,以及资本市场的商业打造。而网络走红的社会后果影响,经历了从文化社会领域到经济领域的过渡演变,并伴随互联网经济的兴起而衍生出网红经济的商业模式。他认为,网红现象还为理解中国网络社会的形成机理与发展变迁提供了鲜活样本。

      短视频在2017年短视频迎来了爆炸式的发展,而进入2018年,短视频依然热度不减,直播、社交、新闻、照片、音乐、知识问答等各领域新进入者络绎不绝。全面爆发的短视频行业,已由文化领域成功延伸到经济领域,在表现出巨大梦见吃面条的商业价值和全新的商业机制同时,也吸引了资本和互联网巨头密集进场,进一步催化了原本就已经非常激烈的市场竞争。与热火朝天的业界实践相比,今年的短视频研究并不算多,原因可能在于学界仍需一段时间来进行深入观察和沉淀。这也为今后的研究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和想象。

      知识付费作为一种新的学习模式、商业模式和信息模式,近年来得到异乎寻常的发展,预计到2020年该产业规模将达到235.1亿元。对生产者来说,知识付费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知识信息生产者的知识版权,激励优质内容的生产;对用户来说,知识付费能够使用户高效地筛选知识,获得更个性化的信息服务。

      彭兰认为知识付费平台要实现持续发展,需要重点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从机制角度,平台的机制设计需要有效开发用户的认知盈余并实现供需双方的匹配,以刺激知识生产,同时需要推动基于自组织的平台进化和平台文化建设,提高社区整体和个体的社会资本,推动知识共同体的产生;从用户意愿角度,有用性和易用性都会影响到用户使用知识付费产品的意愿。

      自2011年3月《纽约时报》率先提出“付费墙”(paywall)概念之后,付费墙前中外报业集团应对收入下滑、摆脱经营危机的一种积极的自救实践。胡泳等(2018)发现,与国外相对成熟的付费墙实践相比,中国报业囿于经验不足及体制性约束,在付费墙实践上更显坎坷。因此,未来国内的付费墙实践,宜充分利用网络新技术,以内容生产专业化(能否提供有高质量、独特价值的在线内容直接影响着读者的付费意愿)、服务化运营(由单纯的内容产品向服务化产品转变)、市场化运作聚拢(将读者视为具备独特个性与交往需求的个体,以会员化运营思对待付费读者)和收费渠道多元化,并以此作为转型发展的基本思,实现其在新时代的逆势上扬。

      2018年年初,在金融、商业、网络安全等领域受到热捧的区块链技术,开始实质性的涉足新闻业——欧美国家已开展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新闻业的新尝试。面对这种新实践和新发展,我国学人也给予了及时的关注和介绍。

      邓建国认为,区块链技术对新闻业的价值体现在四个方面:确保数据采集的真实性,纠正报道者的刻板印象和“媒介的偏向”;确保报道的安全性,抵御和技术力量的干预;准确内容流向,内容版权;利用虚拟货币获得新的众筹商业模式。因而,区块链技术对新闻和信息的生产、发布和消费有着特别的价值,可以成为去中心化和去中介化的新闻解决方案。

      “传统互联网解决了信息传递的效率问题,而区块链则进一步解决了价值传输问题”。因此,它与致力于提高社会透明度的新闻业似乎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值得我们对其进行持续、审慎地观察和关注。正如有学者所言:“区块链与新闻业的结合还需要更多的试错,我们固然不可对它过于乐观,但也不可断然忽视。

      在领域,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正在对全球传媒业产生性的影响,不仅使人类社会正加速迈入一个“泛媒”“智媒”化的信息时代;也使得虚拟偶像(如洛天依)、网红机器人(如索菲亚)、AI主播(如AI合成主播)等新现象不断涌现,预示着人机深度互动迎来了集中爆发的时刻。当新闻生产的每个环节都快速迈向智能化,人类也将实现从人到赛博格的转变,不仅新闻业的发展迎来“拐点”,新研究也正迎来“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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