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1871年间的普法战争极大地改变了欧洲历史的进程。法兰西拿破仑三世惊惧于普鲁士在1864年普丹战争和1866年普奥战争中的大胜，以及俾斯麦的野心，希冀通过战争让普鲁士臣服。1870年7月两军开始动员，这场战争显然已经是“箭在弦上”。普鲁士及其德意志同盟的军力两倍于法军。不过，巴赞元帅麾下的“老兵”已然是战场传奇，不可等闲视之。他们经验丰富，更配备了最为精良的步兵武器“夏塞波”步枪。俾斯麦、毛奇筹谋已久，拿破仑三世、巴赞各怀心事，法国一溃败，从格拉沃罗特、色当的战役，再到卢瓦尔河和巴黎的收官，这场战争始于谋略，终于谋略。

　　经过普法战争，战败的法国经历了革新，观念深入；胜利的德意志，形式上实现了统一，然而其帝国体制只会推动军国主义集团的崛起，将德意志的发展同战争与扩张相联结。在作者看来，究竟谁赢得了普法战争，答案不像看起来那般简单。

　　杰弗里·瓦夫罗（Geoffrey Wawro），毕业于耶鲁大学。目前担任北大学军事史中心主任，主攻战略研究。著有《普奥战争》（The Austro-Prussian War）、《欧洲的战争与社会，1792-1914》（War and Society in Europe, 1792-1914）、《哈布斯堡的》（A Mad Catastrophe）等。他所获项众多，其中就包括了奥地利文化研究院的大以及军事历史学会的蒙卡多大。他还是历史频道“精装历史”节目的主持人，陈相贵近况这档每周节目的受访者均是一流史学家、家和新闻人士。

　　这部作品毫无疑问是权威之作，研究精湛且引人入胜。本书以俾斯麦和拿破仑三世为主角，塑造出那个时代的璀璨群星。这本书展现了普法战争对于现代世界的重要性，也令现代读者有如身临其境。

　　瓦夫罗将广博素材同敏锐洞见融为一体，在这个已经被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的作品了半个世纪的历史论题上，为我们提供了新视角和新见解。本书可与霍华德的那部经典比肩。

　　不仅是对于普法战争，还包括对于欧洲以及19世纪的研究，本书都可谓熠熠生辉。杰弗里·瓦夫罗给我们讲了一个宏大的故事。

　　1870年时有两个普鲁士。一个是蒂奥多·冯塔纳（Theodor Fontane）的《勃兰登堡漫游记》（Rambles through the Brandenburg March）中的普鲁士，这是一部洋洋洒洒的四卷本游记，里面呈现的是一个刚刚从沼泽和森林当中显露的普鲁士，一个的普鲁士。“且不要指望像旅游（grand tour）那般舒服惬意”，冯塔纳在第一卷就揶揄说，那里只有“贫困、……没有现代文化的迹象”。在这个正在经历工业化的煤炭和钢铁的国度，火车仍然是奢侈品；只有大城市和大的城镇才会通火车。若要在普鲁士乡间穿行，必须租用马车（trap），但赶车人都是令人的乡民，他们会带着你兜圈子，在树林和溪流间穿来穿去，也许只是相邻的两个村庄之间的短短途，也会收上一大笔钱，这些钱够你坐五个小时的火车从到德累斯顿了。1870年的普鲁士仍然是“未开垦的蛮荒之地”，满是泥塘和松树，一直铺展到的城门前。这的确是鼓荡着乡野之风的乡野之地。此时的维也纳人在谈到普鲁士人的时候，总是免不了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免不了嘲笑他们的北方表兄弟，说这些表兄弟“两条腿扎在《圣经》里，另两条腿扎在泥土里”。此时的普鲁士人仍然是愚笨之人，是派的庸俗之人，这样的结论，即便是蒂奥多·冯塔纳这样的伟大爱国者也是难以回避的。

　　另一个则是卡尔·马克思于1860年代呈现的那个普鲁士。此时的，有着一座座富丽堂皇的巴洛克和勒诺特尔式的园林（Le Notre gardens），这是一个优雅的城市，一座不断成长壮大的城市。这座城市的边缘奥拉丁堡和莫阿比特（Oranienburg and Moabic）的熔炉和锻造车间则是亮光四射的“淬火之地”。这样的经济增长势头令马克思瞠目结舌，遂普鲁士是“德意志工业的强劲心脏”，此时在他的出生地莱茵兰（Rhineland）西部地区和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涌动的变迁大潮，更是令他惊叹不已。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仍然是一派慵懒倦怠和田园风光的普鲁士莱茵兰地区，此时已经是烟囱林立。这不免令马克思将这一地区同英国工业中的兰开夏（Lancashire）和约克郡（Yorkshire）做了一番颇有成就感的比较，后者可是英国工业的心脏地带，富有且烟雾弥漫。此时的普鲁士已经涌现出诸如、哥尼斯堡、布雷斯劳、多特蒙德、杜塞尔多夫以及科隆这样的大城市，而且煤炭和钢铁的年产量更是超越了法国、和奥地利的总和。此外，普鲁士的铁里程已经达到5000英里，较之与自己毗邻的三个大国，普鲁士的铁网毫无疑问是覆盖了更大的范围，此等优势在接下来的十年间还会继续扩大。普鲁士人口的增长势头也是相当显著，无论绝对量还是相对量。1866年，普鲁士的人口规模为1900万，当时法国的人口规模为3500万，奥地利的人口规模为3300万，稍多于这两国人口规模的一半。普鲁士的这个人口规模以富于生产力的年轻人口为主体，加之工业和铁的大踏步扩张，很自然地成为德意志关税同盟的领头羊，这个关税同盟于1834年诞生，削减并最终取消了德意志邦联39个之间的关税壁垒，极大地刺激了贸易和消费，令普鲁士的领导地位得到巩固和提升。同德意志众邦国的这种勾连和融合，可绝对不是什么小事情。除了奥地利境内的德意志人之外，德意志邦联大大小小的国，诸如巴伐利亚、萨克森、汉诺威以及汉堡等，拥有2000万德语人口。倘若普鲁士能够将这些邦国统一起来，由此催生的新国家将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然而，在普鲁士，财富和的关系格局总是无法协调、融洽。1860年代的普鲁士已经处在鼎盛边缘，却又一次在这条道上横生枝节，这次横亘在前的是普鲁士一个古老的精英集团。当年的条顿骑士团将斯拉夫人逐出神圣罗马帝国的东部边界之地，这一边界之地最终演变为普鲁士。此后，这个王国便由条顿骑士团的，这是一个半封建的贵族领主集团，人们称之为“容克”。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进程中，霍亨索伦王朝已然了容克集团的大部分影响力。尽管如此，霍亨索伦王朝还是用一系列很是回环曲折的办法对这个古老的精英集团实施补偿。容克集团以非常便宜的价格获得了巨量地产，保留了地方行威，同时也在普鲁士宫廷、军队以及民政部门中占有主导地位，大多数的关键部门和职位都操控在这个集团手中。作为对王朝的回报，容克集团宣誓霍亨索伦王族，历任国王也未曾真的过容克集团的忠诚，正如1808年一个容克所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倘若陛下了我和我的孩子们的，天知道陛下您的又将何以安身？”工业时代在普鲁士催生了一批“新人”，这个主要由实业家、商人和职业阶层组成的“新人”集团想方设法地同王族和贵族结成姻亲关系，但从来都会遭到拒斥。由此便确立了这样的格局：国王拥有自己的御前议事会，可以随自己心意去否决议会的和提案，可以依据财富和社会等级分配投票权。这样的机制保障了容克集团的优势地位，这样的格局一直延续到1918年。此时的普鲁士王国尚且不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无论领土上还是上都是如此。从地理上看，此时的普鲁士王国分化为两个部分，其一是东部的心脏地带勃兰登堡-普鲁士，其二是威斯特伐利亚和莱茵兰的西部诸省。汉诺威、黑森、巴登以及几个小邦则是嵌在这个带中间，由此造成了巨大的文化错位和文化隔阂。1863年，一名来自东部地区的普鲁士步兵团军官负责指挥西部亚琛（Aachen）的一个步兵团，这在普鲁士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尽管亚琛和周边的莱茵高（Rheingau）自1815年开始便已经融入了普鲁士，但这个年轻军官还是对此地区那深深的反普鲁士情绪感到。当地居民都将普鲁士视为外邦，将普鲁士称为“Stinkpreusse”，意思就是臭烘烘的普鲁士。老父亲们也总是因为自己的儿子在军中服役而不住地叹息说，他们的孩子“在给普鲁士人效力”，那语气如同自己的孩子遭到外邦人或者了一样。普鲁士的官员则被称为“Polakien”［Polacks，波兰人（贬义）］或者“Hinterpommern”（Pomeranian hicks，波美拉尼亚乡巴佬）。很显然，在西部人眼中，东边的那些人就是人，没有在波恩、哥廷根、或者罗斯托克这些地方的学校或者大学接受过教育。莱茵兰地区的城市居民和乡村人群对普鲁士的此番恨意，本身就足以折射出普鲁士的软弱。1860年时，伦敦《泰晤士报》给出这样的评论：“［普鲁士］何以成为强国，历史会给出说法，但普鲁士为何仍然是今天这个样子，没人能说清楚。”毫无疑问，此时的普鲁士并不具备优势，无论地理、文化、阶层状况，还是历史，都是如此。

　　1860年代的法国则同普鲁士形成了鲜明对比。巴黎，的欧洲之都，自然也是一个统一且鼓荡着炽烈民族情感的国家的都城，更在非洲、加勒比地区以及印度支那拥有多处殖民地。巴黎的人口规模两倍于，已经达到1800万，城中到处闪耀着建筑瑰宝的，更有宏富悠远的可以回溯千年之久的历史。此时的普鲁士恰是草创态势，可以说是临时起来的，伏尔泰曾嘲笑这样一个草创之地乃是“一个边区王国”，法兰西的一切则似乎都在向文雅和稳定。这样一个法兰西拥有自身的“自然疆界”，这“自然疆界”涵括了大海、孚日山、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并且作为一个统一国家，也已经八百年了。此时的法兰西已然培育出极度丰富的文化，其中涵括了食物、酒类、温和的气候、时尚、音乐以及语言等元素。然而，到了这个时候，法兰西的文化霸权已然散落并寄居在巴黎的两万家咖啡馆以及那些引领并确立时尚潮流的大商场里面，由此也就激发了所有德意志访客（其中也有德意志士兵）的野心，那就是“要像神一样生活”在法兰西。赋予1860年代的法兰西“战略”主导者的观感，使其成为“欧洲的仲裁者”的正是易-拿破仑·波拿巴，也就是法兰西拿破仑三世那野心勃勃的帝国体制。

　　中国发展网是经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批准,由国家发展委主管、中国经济导主办的新闻信息服务网站。